陈舜臣（1924—2015），以创造推理小说、中国历史小说叱咤日本文坛五十余载，但是其文化随笔的价值却常常被忽略。他善于挖掘中日文化在琐碎日常中的诸多差异以及背后深刻的渊源，并将其用大众化的语言表达出来，文风儒雅，笔触生动而又富有哲思。其随笔展现了不同视角及不同文化观照下的中国历史，在中国文化的传播和中日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本书原名《录外录》，借鉴于鲁迅的《集外集》。本书收录了作者《桃李章》《蕃坊》《长胡子》《喀喇契丹》《宗教出没》等十八篇随笔，在民族及其背景下的思想、信仰、风俗等主题下，信笔由缰，流露出浓厚的“宽容礼赞”的色彩。本版取其中一篇《桃李章》为书名。

“陈舜臣随笔集”系列书名：《桃李章》《随缘护花》《麒麟之志》《桃李章》《1964年的便笺》《披蝶而舞》《爱唠叨的幸兵卫》《雨过天青》《三灯书斋》《仙药与鲸》《东眺西望》《九点烟记》《史林有声》

能够让日本人真正了解中国历史的，只有陈舜臣。

陈舜臣这个人，存在就是个奇迹。

——日本作家 司马辽太郎

陈舜臣精于布局、设置圈套，但尤其震撼人心的还是其锋芒下所呈现的人间百态。

——日本推理小说作家 松本清张

雁门之人

外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者论及日本文学时，通常会认为：“传统的日本文学史存在很大的缺陷。”他们指出，明治时代以前日本文学的主流为汉文体系，这就是日本文学的先天不足之处。诚然，明治以前从属于汉文体系的诗文在日本曾极度盛行，其影响在明治后也屡见不鲜。伫立于金州城外斜阳中的乃木希典将军情不自禁地吟咏出“山川草木，愈加荒凉”；夏目漱石也创作了很多首出色的汉诗，这都广为人知。毋庸置疑，这些汉文诗作都已成为“日本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无独有偶，同样的现象在朝鲜文学史中也是无法忽视的。当然，探讨越南文学史时也会遇到这种问题，胡志明的《狱中日记》就是用汉文诗写就的。可以说，汉文在东亚的地位就如同拉丁文在西欧所扮演的角色一样重要。

中国曾数次建立起非汉族的政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蒙古族人建立的“元”和满族人建立的“清”。但是，“元”和“清”实际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元朝对汉文化并没有太多的崇敬之意。元在统治中国之前，曾经有过成吉思汗西征的历史。也就是说，他们接触过西方文明，这或许是他们并不热衷于汉文化的原因之一。元朝的统治者一直坚信蒙古族的游牧生活方式是最好的，在行政和经济方面也是绕过汉族人，委任色目人担任相关职务。色目人精于实务，巧于商务。所谓“色目人”是指除蒙古族人和汉族人以外的、其他多个种族的人，主要包括突厥人、伊朗人、阿拉伯人等，讲拉丁语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也被列入“色目人”之中。

提到元朝，与其说其灭亡了，不如说其从中国撤退了更为妥当。明太祖朱元璋攻陷北京时，蒙古族政权的统治者们迅速退回了北方草原。未被汉文化同化的蒙古族继续在草原上过着游牧生活，笔者相信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

清朝的情况则大为不同，满族人被汉文化同化。至清末时，满族中已经很难找到会讲满语的人了。清朝皇帝经常颁布诏书，强调满族人应该学习满语。不过，连皇帝自身都汉化了，这些诏书再怎么三令五申也无法阻挡满族被同化的趋势。

1911年清朝灭亡时首都北京并未发生战争，这一点从表面上看同元朝时的情形如此相似，然而其内容却大相径庭。蒙古族人举族回迁至北方草原，而满族人却举族融入中国。

满族人中涌现了很多优秀的汉诗作者。乾隆皇帝（1711—1799）毕生创作了42420首汉诗，并写就了千百篇汉文文章。女诗人顾春，号太清春，虽为满族人，在清代诗人中的地位却不逊于任何汉族女性，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她被认为是顶级的女诗人。元代时，蒙古族中以创作汉诗而著称的人似乎并不多见，对汉诗感兴趣的都可谓凤毛麟角，倒是前文提到的色目人中出了几位出色的人物。他们的水平与同时代的汉族文相比也毫不逊色，所创作的作品也流芳于“中国文学史”，代表人物萨都剌有《雁门集》八卷存世。

萨都剌，字天锡，出身于答失蛮，祖父为思兰不花，父为阿鲁赤，曾在元朝担任军职。萨都剌出生于山西省北部的雁门，诗集《雁门集》应该是以其出生地命名的。

萨都剌的出身——答失蛮究竟是地名还是部族名尚无定论。元末陶宗仪著《辍耕录》中虽有对色目人的详细记载，但其中并无答失蛮的相关资料。名为《元典章》的书中将“答失蛮”解释为“回族的修行者”，可见答失蛮非部族名亦非地名，似乎是一个阶层的名称。北宋时期曾有这样的记载，自于阗（现在的和田）而来的朝贡使中曾有“打厮蛮”的头衔，这个“打厮蛮”应该就是元代的“答失蛮”。这个词很有可能是波斯语Dānishmand（有学识的、贤明的）或者是表示“职者”含义的Dānishwar的音译。

修行者也好，学识丰富者也罢，按照中国式的理解萨都剌应该出身于伊斯兰教士大夫家庭。吉川幸次郎的《元明诗概说》中记有一部名为《至正直记》的书。《至正直记》认为，萨都剌实际上是汉人，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风气故意给自己起了个洋气的外国名字。元代色目人确实比汉人更受优待，但这部《至正直记》并没有什么权威性。在《新元史》列传中，还可以见到“原为朱氏之子，后被其父送为养子”之类的记述。

在元代，萨都剌与杨维桢并列为诗人中的翘楚。也许有些心胸狭窄的人会觉得：“那么杰出的诗人怎么可能没有汉文化背景？怎么可能是色目人？”笔者认为，所谓“萨都剌汉族说”就是基于这样的心理杜撰出来的。

萨都剌家中兄弟三人，都是仕途中人。真不知道《新元史》中的“养子说”的根据是什么。这个说法更像是没有经过仔细调查的无端猜疑。将优秀人物的血统与自己的血统联系在一起或许是人之常情，但如此牵强附会让人明显地嗅到了种族主义的气息。例如，日本人说郑成功有日本血统，所以他才像日本武士一样忠心耿耿，这样一来中国人的处境就显得尴尬了。其实，明末清初的精忠之士并非就郑成功一人。

萨都剌生于元代至元九年（1272），他的名字据说是阿拉伯语“安拉的神赐之物”的缩写，他的字“天锡”好像也由此而来，“锡”和“赐”是同义的。

定国号为“元”的第二年，萨都剌出生。这个国号既保留了浓厚的游牧民族气质，也有“彰显成为中华帝国之主”的用意。定国号可以说是一个宣言，即宣布“元”成为中国传统的继承者。萨都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学习汉语、学习关于汉文化的经典古籍的。值得一提的是，他出生之时马可·波罗来到了忽必烈的汗廷。

马可·波罗滞留中国长达二十余年，他供职于忽必烈汗，被派往全国各地。但是，读罢他的《东方见闻录》后发现，马可·波罗好像只会说蒙古语和波斯语，不会说汉语。

当时中国各地都有派驻的蒙古族人和色目人，即便不懂汉语也不会有太多的不方便。尽管如此，像萨都剌这样虽为色目人却被汉文化深深吸引的还是大有人在的。萨都剌不仅学习经典，还学习书画，掌握了文人应该具备的一切素养。遗憾的是，当时元朝废除了科举，萨都剌寒窗苦读却并未获得什么切实利益。后来，科举制恢复，萨都剌于泰定四年（1327）进士及第，但此时他已经55岁了。还有一种说法是萨都剌出生于至大元年（1308）。如果是那样，他考中进士时还是相当年轻的。

目前我手头上掌握的“事典类”资料统统记载他的出生年是1308年，这与另一种记载存在36年的差异，着实令人头疼。萨都剌究竟是19岁进士及第的青年才俊，还是55岁才中进士的老年书生？这个问题如鲠在喉，挥之不去。

从结论来看，萨都剌是没有可能生于至大元年（1308）的。《雁门集》中有一首名为《赠钦师》的诗。获赠这首诗的人为僧人法钦，此人于元贞元年（1295）去世，所以如果持“至大元年说”的话，那么此人应该在萨都剌出生之前就死了。另外，还有一首五言律诗名为《送闻师之五台》，其中涉及的僧人法闻的确于延祐五年（1318）去世。如果萨都剌出生于1308年的话，那么赠送这首诗的时间明显也是不合常理的。

可以明确的是，萨都剌是穆斯林，但他却与僧人的交往甚密，这也许是元代的宗教都比较宽泛造成的。当时还有许多信奉伊斯兰教的儒者，或许当时的人认为儒家属于伦理范畴，并非宗教。

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30岁左右的时候萨都剌开始去南方经商。可以看出他的家当时极度贫困，用他自己的话说：“家中无田，囊中无储。”可见，虽说是色目人处处受到优待，但也并非家家富裕。从萨都剌的自述中可以看出，当时每个家庭的情况都不尽相同。萨都剌在旅途中适逢重阳佳节（中国农历九月初九），居然无钱买酒，只能望乡感怀。下面的这首诗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寥落天涯岁月赊，每逢佳节苦思家。

无钱沽得邻家酒，不敢开窗看菊花。

重阳之日饮酒赏菊本为汉人风俗，而身为穆斯林的萨都剌也以饮酒赏菊为幸。

都说色目人善于经商，其实也不尽然，萨都剌就过于无欲无求，一副身无分文的派头：

心求安乐少思钱，无荣无辱本自然。

关于书名

雁门之人

南海之船

伊尔汗国

《史集》作者

一衣带水

长胡子

喀喇契丹

融 合

英雄的足迹

睡眠杂语

关于梦的话题

预 言

桃李章

金山寺

宗教出没

教化始末

蕃 坊

后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