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1929— ），德国当代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历任海德堡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以及德国马普协会生活世界研究所所长，1994年荣休。

　　哈贝马斯是继阿多诺、霍克海默之后，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

　　由于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哈贝马斯被公认是“当代*有影响力的思想家”，被称作“当代的黑格尔”和“后工业革命的*伟大的哲学家”，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曹卫东 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体育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兼任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德国《论证》杂志和香港《社会理论学报》编委、德国普莱斯纳学会学术委员，先后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和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后民族结构》是哈贝马斯极具现实关怀的一本文集，探讨的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问题，收录了作者的10篇重要论文，分4个主题。哈贝马斯诊断认为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已经不能够与全球化的现实政治局面相契合，他认为必须寻找一种新的全球政治秩序形式，在其之下，不同共同体可以既保持差异性，又实现社会均衡。就欧洲来说，即能够超*欧洲中心主义的窠臼，又不会被其他文化侵蚀，在文化间性话语当中，保持一种充分解中心化的视角。

　　全书以四个部分对以上问题进行阐释：第一部分阐明了当下所面对的民族语境的历史渊源；第二部分则对现实做出了诊断并给出了解决方案；第三部分阐明了方案所立足的哲学背景；第四部分写到了克隆人的问题，实际反思的是现代性自我理解中的自主概念。

 

　　何谓民族？
　　——三月革命前时期精神科学中的政治自我理解：以 1846年日耳曼语言文学家法兰克福大会为例
　　1. 双重目的
　　无论是在“法兰克福日耳曼语言文学家大会”邀请函当中，还是在《日耳曼语言文学家议案》（Verhandlungen der Germanisten）当中，我们都可以发现举办者心存双重目的。在图宾根法学家莱舍尔（Reyscher）的发起下，一批著名学者，如格林兄弟（Jacob und Wilhelm Grimm）、格维努斯（Georg Gottfried Gervinus）、兰克（Leopold Ranke）、乌兰德（Ludwig Uhland）、达尔曼（Friedrich Christoph Dahlmann）、贝塞勒（Georg Beseler）、米特迈尔（Karl Mittermaier）等，共同创建了一个学会，致力于把德国法学、德国历史学以及德国语言学这三门学科打通研究。学会的首要目的在于为学术交流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因为，在此之前，学者除了阅读杂志和书籍之外，相互之间基本上都是一些私人关系。信件来往发挥了主要的作用。不仅法学家、历史学家以及语言学家之间跨学科的交往是这样一个情况，各个学科内部，哪怕是日耳曼语言文学之间的交往也是这个样子。于是，就有必要建立一种比较稳定的交往形式，以便加强相互之间的沟通和学习——“自由发言，自由讨论”，而且不允许“念稿子”。这种形式脱胎于1822年的全德自然学者和医生的学术大会以及1838年的古典语文学家大会。当然，发动者已经充分意识到了，全德人文学者大会将会被看作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事件。
　　第二个目的超出了学科的要求，是一种政治目的，主要是为了结束祖国的四分五裂状态，实现祖国的统一：如果要求我们直接干预生活，对于一次学者聚会来说未免期望过高；但是，这次会议无疑是立足于学术研究，尊重时代的价值性和严肃性，而且每一个人都充满了鼓舞全体民众的激情，因此，我们敢说，我们的会议所取得的成绩不容低估。
　　会议的日程安排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作为后来者，我们在职业和生活当中自觉与精神科学以及我们国家的共和主义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今天，我们再来阅读这次会议的有关记录，还会深切地感受到打动与会者的动力之所在。当然，回顾历史，我们从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那里也能发现一些非政治的因素。但不管如何批判，没有谁不会为这种充满浪漫主义精神的开端所吸引。学者们对其对象（即“日耳曼民族的古典文献”）的探讨，与当时的政治趋势是息息相关的。
　　不过，这次学术活动还是充满了悲剧性的反讽意味。因为，人们欢呼雀跃的开端，其实是一次终结：在政治意义上是这样，在学术史意义上也是这样。1846—1847年在法兰克福和吕贝克召开的日耳曼语言文学家大会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尝试，它试图把构成早期精神科学核心内容的各个学科综合起来。五年后，德国的法学家和语文学家各自建立起了自己的组织，而且合乎科学学科分化的规范模式。
　　从18世纪末开始，除了已经确立起来的古典语文学和古典艺术史之外，其他的精神科学学科也都建立起来了。但是，由于它们都主张一种历史主义的观念，因此，它们相互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因而还不能形成一种完善的学术氛围。到了19世纪40年代，也就是日耳曼语言文学家大会召开的时候，精神科学学科的形成阶段宣告结束了。参与日耳曼语言文学家大会的只有四位被精神科学史家罗特哈克尔（Erich Rothacker）列为奠基者，即格林兄弟、兰克和维尔克（Friedrich Gottlieb Welcker）。他们似乎是最后几位能够进入以下杰出学者行列的人物。这里所说的杰出学者主要包括：赫尔德（Herder）、默泽尔（M.ser）、沃尔夫（Wolf）、施莱格尔兄弟（Friedrich und August Wilhelm Schlegel）、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洪堡（Humboldt）、尼布尔（Niebuhr）、萨维尼（Savigny）、艾希霍恩（Eichhorn）、克罗伊策（Creuzer）、格雷（G.rres）、博普（Bopp）以及伯克（B.ckh）等。在开始的时候，各个学科还使用相同的语言，罗特哈克尔引用了两段著名的话来形容1774—1854年这80年的发展过程：
　　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个内在核心，就像任意一个球都有重心一样。（赫尔德语）
　　每一个时代都直接面对着上帝，时代价值的基础根本就不是时代的产物，而是时代的实存。（兰克语）
　　法兰克福大会试图掀开科学历史的新篇章，其实际效果却是使开端走向了终结。从科学史来看，法兰克福大会也是对名称的转换。此时，雅可布·格林从语言科学的角度提出了“日耳曼语言文学家”（Germanisten）这样一种荣耀的称号，而在当时，这一称号一般已不再用于法学家，而是专门针对现代语文学家。
　　同样被证明是幻觉的，还有日耳曼语言文学家的角色。他们以为他们在政治公共领域当中能够扮演民族精神的当然解释者。众所周知，两年之后，就在这一会址附近的保罗教堂（Paulskirche），人们试图把德国建构成为一个统一的自由主义宪政国家，却未能取得成功。日耳曼语言文学家大会的代表当中大约有10%参加了第一次德国国民大会，他们当中的多数还是核心成员。所以，威廉·舍雷尔（Wilhelm Scherer）才会把这次日耳曼语言文学家大会称为“法兰克福会议的前奏”。“三月革命前时期”（Vorm.rz）是第一个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在这个时期，精神科学的领袖人物都志在发挥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和公民所具有的职业知识的公用。当这样一种尝试摆在政治知识分子面前的时候，我的师辈，不管是在1933年之前、其间还是之后，显然都没有表现出他们作为公民的积极性。知识分子的作用依靠的是自由主义的公共领域和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150年前，日耳曼语言文学家在法兰克福的恺撒大厅（Kaisersaal）呼吁新闻自由，他们当时对此是有着清楚意识的。但我们不敢断定诸如佩特森（Julius Petersen）、博伊姆勒（Alfred B.umler）、贝尔特拉姆（Ernst Bertram）、瑙曼（Hans Naumann）或罗特哈克尔这样的思想家也有同样的意识。
　　保罗教堂运动的失败是有其客观历史原因的，这一点我不想详细讨论。但日耳曼语言文学家作为这次运动的一个组成力量，他们的失败则不仅仅是由于历史原因。构成障碍的还有作为早期精神科学的哲学当中所反映出来的政治的自我理解。他们的失败之处，不仅仅在于未能成功地逾越学科的界限。他们所遇到的问题还包括对于未来的潜在建构，这使得他们误以为自己的民族已经成熟。我想根据雅可布·格林的观点，简要地描述一下历史学派的哲学背景（2）；然后，我想根据他们讨论当中出现的矛盾，阐明面向未来的民族精神观念是如何使自由主义的精神陷入困境的（3）；格维努斯（Gervinus）回避了由于民族精神学说的历史动力所带来的内分（Eingrenzung）和外别（Ausgrenzung）的辩证法。当时，只有像弗勒贝尔（Julius Fr.bel）这样的民主主义者才能透彻地揭示出文化意义上的“民族”（Volk）与公民组成的“民族”（Nation）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他们恰恰没有出席日耳曼语言文学家大会。日耳曼语言文学家所作的第一次杰出的努力，就是要介入共和主义的公共领域，后来他们再也没有作过这样的努力（4）。最后，我想指出的是，日耳曼语言文学家得出非政治的自我理解是有其学科自身内部的原因的（5）。
　　2. 早期精神科学的世界观
　　雅可布·格林主持了第二次全体会议，主要讨论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之间的关系。在雅可布·格林看来，化学和物理学是建立在计算基础上的精确科学的典范，它们把自然当作一架机器，并分解为不同的组成要素，用它们来实现新的技术目的。“非精确”科学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由于感官心灵结构异常精巧（“一种特别的个性装置”），它们深入到了多元的有机体和人的内在历史结构当中。它们不是表现为“令人震惊和恐怖的杠杆和发明”，而是表现为内在价值，表现为对象的尊严：
　　语言、诗歌、法律和历史当中的人性内容，比动物、植物和化学元素离我们的心灵要近得多。
　　然后，格林出人意外地转向了军事，他补充说道：“用这些武器，一个民族可以战胜外来者。”
　　……

前言
第一部分 民族语境
何谓民族？——三月革命前时期精神科学中的政治自我理解：以1846年日耳曼语言文学家法兰克福大会为例
论历史的公用
第二部分 后民族结构
灾难与教训——短暂的20世纪：回顾与诊断
后民族结构与民主的未来
论人权的合法性
欧洲是否需要一部宪法？
信仰与知识
第三部分 现代性的自我理解
现代性的概念——两个传统的回顾
哲学与政治的不合拍——纪念马尔库塞诞辰100周年
第四部分 反对克隆人的论据
遗传学的奴役统治？复制医学进步的道德界限
不是自然阻止克隆，而是我们自己必须作出决定
克隆人不是民事案件
附 录
关于《事实与价值》——对卡多佐法学院会议文集的回应
哈贝马斯研究文献（1959—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