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鸿祥，男,上海人。王国维研究学者。中共党员。历任江苏省农林厅文秘，江苏人民出版社文学编辑，江苏省群众艺术馆《乐园》杂志编辑室主任，江苏省委党史工委编审，《世纪风采》杂志执行主编。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著有专著《王国维与文学》《王国维与近代东西文学人》《王国维年谱》。

王国维是在20世纪初登上近代中国的文化学术舞台的。在他迈向世界学术之林的丰富多彩的生涯中，曾有过多次辉煌：思索人生之问题，攻读西方哲学，撰写《红楼梦评论》，是他的DI一次辉煌；化合中西，贯通今古，以《人间词话》构筑新的美学体系，是他的第二次辉煌；雅俗并重，特尊俚辞，以“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进化论观照全局，写定《宋元戏曲考》，是他的第三次辉煌；青铜甲骨，考史通经，倡“二重证据法”，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及《殷周制度论》，是他的第四次辉煌。  他以兼通世界之学术，光大中国之文化的实绩，成为20年代清华研究院这座学术重镇的大师，有世界性影响的巨子……

本书从内容到体例，从史料到观点， 均力求有所突破、有所出新，更加鲜活地再现一代大师观堂的风貌，写出一个符合历史真实的王国维。

第十一章　清华园里欢与悲

万古离怀增物色，几生愁绪溺风光。

                                      ——韩《即目》二首之一

一　清华研究院第一位到任导师

王国维是怎样就任清华研究院导师的？这要从清华学校改制说起。

1925 年初，原由美国退还“庚款”创立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改设留美预备部、大学部与国学研究院，统称“清华学校”a。那时，由北洋政府委派的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是胡适的留美同学。国学研究院（简称清华研究院）的筹办，就是由曹君直接委托胡适，按照中国书院，参酌英国学院制度设计的。据研究院首届毕业生蓝文徴回忆，为了办好研究院，胡适并且向曹君提议，应聘请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三位大师来任教。这一点， 从胡适当年的日记也可以得到佐证，他说：

   现今中国的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显然，胡适心目中最合适的人选，第一是“最有希望”的王国维，第二是“半新半旧”的梁启超。但是，请梁容易，请王难。为什么？因为，那时梁启超是自由之身，且正在各处公开讲学；而王国维尽管在“甲子之变”中被“逼”出了紫禁城，但其身份依然是“皇室侍从”，他要走出“南书房”到民国的学校任教，须经溥仪下“旨”才行！

怎么办？当然还得由推荐者胡适出马去请。这里又有两层原因。其一，在当时的新文化人士中，直接被“宣统”溥仪“召”入宫中谈论“新诗”“白话文”，舍胡适而外，殆无第二人。曾被京津报纸传得沸沸扬扬的“清宣统帝打话来邀”胡适“进宫去谈谈”，胡适说“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就发生在王国维1923年6月奉“召”北上就任“南书房行走”的前一年b。所以，到了创办清华研究院，清华校长曹云祥特请胡适去找溥仪下“旨”让王国维来任教，就是基于“宣统与胡适”的这层“特殊关系”。

    其二，在新文化人士中，曾撰《鲁迅与王国维》的郭沫若，要算是既推崇鲁迅，又敬仰“观堂之学”了，但他引为遗憾的是未能在他们两位生前见上一面。而像胡适那样，既在新文学运动中与鲁迅做过“同一战壕”中的战友，又为创导“国学”而与王国维直接交往的，实在不多。胡适曾说，那时他住在北京钟鼓寺十四号，离王国维居处“不远的地方”。从1923年12月16日胡适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亲往“甚高敞”的王宅拜访，聆听王国维畅谈古今文化学术，从清代学者戴东原（震）的哲学，说到中国戏曲、古希腊悲剧和美国电影，等等c。这应该是胡适首访。而从近年公布的胡适遗稿中，我们又看到了一年之后，胡适前往王宅再访的记载：

    1924 年12 月8 日，胡适陪曹云祥校长拜访了王国维，第二天，曹云祥即在致胡适的信中明确表示聘请王国维任教。a

看来， 胡适为了请王国维出山，曾亲自将曹云祥送来的聘约转呈给王国维，并写信转达清华校方恳请他任教的诚意。王国维则在接到清华聘约后，于1925 年2 月13 日复信胡适， 允以作“ 一星期考虑”。胡适见王国维的口气有了松动， 十分高兴； 但又听吴宓（雨僧）说，王国维这时最大的顾虑是与清室的关系。于是他当即写信再达“曹君”（云祥）及清华师生期盼他早日到任的热切愿望，并针对他的“过虑”，为之“排忧解 难”，说：

    “一星期考虑”的话，自当遵先生之命。但曹君说，先生到校后， 一切行动均极自由。先生所虑（据吴雨僧说，不能时常往来清室一层）， 殊为过虑。鄙意亦以先生宜为学术计，不宜拘小节。甚盼先生早日决定，以慰一班学子的期望……

什么叫“不宜拘小节”？说白了，就是经冯军“逼宫”，溥仪的“皇帝”尊号已被撤销，成了“在法律上”与大家“同等”的“中华民国国民”；“一切行动均极自由”，就是转告王国维，就算你仍要遵“君臣”之礼，尽可以随时去溥仪那里“觐见”，校方绝不会干预。这颗“定心丸”很重要。王国维信守自己提出的“一星期考虑”的承诺，于2月20日正式决定应聘，并在第二天（2月21日）就请吴宓到他寓所共商研究院章程了。

如上所述，胡适以他的学术名望与影响，在把王国维这位“文学侍从”从那时已被逐出“宫禁”的溥仪“皇室”里“请”出来这件事情上，确是“厥功不可没”。当年3月初，已从北京到了天津张园“关门做皇帝”的溥仪，曾在其“行在”里“垂询”清华之事，问罗振玉，“迩日已到校否？”当他得知王国维已应聘去清华，为表示“皇上”的“圣明”，他还声称：“我无养贤之赀，清华为我暂时养贤，亦稍慰我心。”后来，陈寅恪因“康门弟子”梁启超与“溥仪老师”王国维同时就任清华研究院导师，特为研究院同学戏题一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倒颇能道出溥仪所谓“清华为我暂时养贤”的“历史真实”。

当然，促成王国维应聘清华教职，胡适的力请固然重要，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了具体负责筹创清华研究院的一位关键人物，即前引胡适书信中提到的吴宓（雨僧）。

   据吴宓日记，清华“改制”，他于1925年2月9日“被派为大学筹备委员”；10日，被委为兼研究院“筹备主任”。他立即“全权办本部分之事”，于2月12日成立研究院“筹备处”，开始办公；13日，“入城谒王国维”，并注明：“初见”。这表明，吴宓筹创研究院，走马上任的第一件大事是去京城里拜访王国维。他在其后自编年谱，曾记述了当天（1925 年2 月13 日）“恭谒”情状：

宓持清华曹云祥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静安）先生，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装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

胡适“转呈”清华“聘约”，大约在这之前三天（2 月10 日左右）； 而吴宓持“聘书”登门，看来既表示校方聘请之诚，又为着落实签约事宜； 但更打动了王国维应聘之心的，乃是令他大感意外的吴宓“向上行三鞠 躬礼”！

但是，作为清华研究院的“筹备主任”，吴宓对王国维的礼敬并不限于“三鞠躬”，还有生活上的周到安排，教学上的虚心请示，等等。那时， 从地处西直门外的清华园进城交通极为不便。为了使王国维能安心任教， 故在他“决就聘”后，吴宓立即与校方联系，张罗宿舍，并请王国维偕同潘夫人前往察看、选定住所，于4 月18 日举家迁入了清华园西院十六号（五间）、十八号（七间）二所古色古香的中式平房。自此之后，王国维每月难得一二次进城，也是晨出暮归。其时，教职员多未到职。吴宓就常来他的西院寓所商谈招生、购书等事宜。他还与吴宓一道参加了招生考试、阅卷及审定录取考生名单等工作。

   1925 年9 月9 日，经改制后的清华学校正式开学。校长曹云祥主持了在清华大礼堂举行的开学典礼。随后，在清华工字厅举行了由吴宓主持的首届研究院师生“茶话会”及“拜师礼”。曹云祥出席并向诸生逐一介绍了研究院各位导师（教授）；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师生们仰慕已久，“布袍粗褂，脑后垂发辫者”的王国维。应该说，清华研究院这个“以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固有的文化学术”为宗旨的书院式学院之所以后来居上，很快

   成为“学术重镇”，完全是由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大师a相继来院任教；而原本最难请的王国维，则成了应聘到任并迁居清华园的第一位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