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学研究：尼采论现代学者》由刘小枫主编，林志猛担任执行主编。
娄林，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古典文明研究中心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古典学、政治哲学、经学和中西古典思想等研究。
刘振，扬州大学哲学系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方思想史、政治哲学研究。
黄子轩，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博士，主要从事尼采、福柯、宗教哲学等研究。
叶然，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珠海）特聘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古希腊诗学和德国美学研究。
高洋，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讲师，主要从事西方科学思想史研究。
王江涛，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古希腊罗马哲学、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姚云帆，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西方古典文论和修辞学、西方当代文学理论研究。
曾海军，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晚周诸子哲学和汉唐经学。
吴小锋，同济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先秦思想研究。
唐文明，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与思想史、伦理学与宗教学研究。

《尼采论现代学者》有四篇专题文章：娄林透过尼采的学者和哲人之分，以及尼采对学者的批判和自我批判，叩问了何谓真正的学术研究；刘振分析了青年尼采的现代国家视角，以及这一时期尼采身上强烈的希腊传统烙印；黄子轩解读了尼采重估事业的奠基之作；叶然剖析了尼采身上哲学式爱情与本能式爱情的绞缠。此外，高洋揭示了《赫尔墨斯文集》知识层次不断上升的结构性特征；王江涛对普罗塔戈拉的“启蒙神话”作了绎读，证明仅凭智慧称不上善谋；姚云帆细捋了昆体良的“好人”概念如何超过了西塞罗对演说家德性的规定。中学方面，曾海军阐发了老庄为何以及如何以质朴之道治民，从而使民心不乱；吴小锋考察了“中国”一词词源，强调“允执厥中”；唐文明则对新文化运动及启蒙主义信念做了反思，探讨了儒教文明的未来。另有包帅译伯恩斯书评一篇，评述了施特劳斯对《善恶的彼岸》的解读。

尼采论学者与民主政制
娄林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摘要：尼采分析西方现代危机时，“学者”是他非常重要的关切点之一。与韦伯不同，尼采认为，学术之与哲学无涉，即是与最高价值无涉，而这正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的真正问题所在。因此，学者们非但不是真正的政治价值中立者，反而是民主政制的拥护者。因为，现代学者的学术研究内容和方式的正当性的确立，根本上来说，源于启蒙以来思想本身的民主化运动。尼采反复强调学者与哲人的区别，本意并非讽刺学者，而是最终为未来哲学的可能奠基。

自然的分裂与拯救
刘振
（扬州大学哲学系）
摘要：现代国家是青年尼采思考的根本问题之一。尼采认为支配现代市民社会的是人的动物性自然，因此，建立在市民社会基础上的现代国家只是作为手段的抽象国家。尼采力求基于希腊肃剧的狄奥尼索斯世界观，通过浪漫主义的艺术家形而上学重建现代文化。但是，自然与文化的冲突构成了尼采在现时代提升人性的根本困难。尼采在这个时期的未刊文稿表明，柏拉图在尼采思想中处于十分核心的位置，同时，尼采对柏拉图哲学复杂而深刻的认识表明，尼采对自身思想困难的认识可能比一般认为的更加透彻。尽管尼采力求基于“柏拉图的本质特征”创造“新柏拉图”，“新柏拉图”与柏拉图的微妙差异仍然十分重要。

重估一切价值的前哨站
黄子轩
（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
摘要：德意志观念论体现为实现自由的过程，以及人之为人的理性尊严。德意志观念论从主体内在的自由道德观点，扩充成一座体系化的道德理想王国。然而，尼采从德意志观念论中清理出“上帝死了”的残余，发现“苦恼意识”中的道德主体通过不断攀登理性视域最终导向消极的虚无。故此，主体的自由性并未真正地被打开。尼采由此部署《敌基督者》作为开路先锋，以便展开重估一切价值的积极作为，并从反自然心理的系谱当中开拓具未来性的哲学，替筹划的“大政治”打开了自由的维度。

尼采论爱情作为悲剧激情
叶然
（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珠海］）
摘要：尼采和莎乐美的情史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酝酿期完全重合。通过分析尼采在《瞧，这个人》中对这个奇异现象的隐约解释，有助于审视尼采如何把爱情视为悲剧激情。尼采本人不愿意投身与莎乐美的“永恒战争”，并非如他所说，因为他是某种程度上的弱者，而是因为他的本能要求他做苏格拉底式强者，尽管他的哲学要求他投身“永恒战争”。他把自己的哲学视为本能的哲学，可他也许忽略了自己的本能。他的哲学式爱情是尼采式男人与苏格拉底式女人之间的“永恒战争”，可他的本能式爱情是苏格拉底式男人与尼采式女人之间的“永恒辩证”。

《赫尔墨斯文集》的“上升之路”
高洋
（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
摘要：20世纪初以来，对《赫尔墨斯文集》的研究大多采用“横向阅读”模式对其进行分析，这种思路认为《文集》内部存在一元论—二元论的观点对立。尽管如此，该思路并未公正对待《文集》本身的教义，也难以真正帮助人们理解其影响。在福登与哈内赫拉夫之研究的启示下，《文集》或可通过“纵向阅读”模式而得到更好地理解，这种思路将《文集》中各篇文章看作处于一定阶序之下。以此为工作假设，本文试图论证《文集》中各篇文章的次序安排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上升式的教导，前12篇论说循序渐进地展开对神圣心智之启示的阐释，并由第13篇论说达到对灵知本身的最终传授。这种阅读方式或可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理解《文集》本身被编辑和阅读的可能方式。此外，在这种阅读模式下，传统研究中的一元论—二元论对立或可得到消解，《文集》将呈现出一种可理解的结构性特征。

谁是“善谋”的德性之师？
王江涛
（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智术师和哲人被视为现代知识人共同的精神资源，以至于读者难以准确把握二者的精神品质。柏拉图的对话《普罗塔戈拉》记叙了苏格拉底与普罗塔戈拉关于“德性是否可教”的论辩。普罗塔戈拉保证，他能教授德性，并使他的学生学会“善谋”的品质。为了证明德性可教，他选择讲述一个普罗米修斯的神话。对神话的文本细读显示，神话以自然、人为和习俗的区分出发，证明人的德性在本质上是习俗的产物，因而是可教的。但若把神话放在整篇对话的语境中，不难发现，普罗塔戈拉的神话并不成功，他最后的结论必须通过神话之外的附加论证才能完成。这表明普罗塔戈拉缺乏善谋的品质。这样的人算不得德性之师，真正的德性之师另有其人。

昆体良对西塞罗演说家德性要求的修正
姚云帆
（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
摘要：昆体良将“好人”视为理想演说家德性的根本标准，对于这一论述，以瓦尔泽为代表的研究者将之看作古罗马帝政时期演说家与廊下派哲学争执的典型表现，而温特波顿则将好人论看作西塞罗对演说家德性规定的延续。在《论演说术原理》第一卷中，昆体良将自己的“好人”概念追溯到西塞罗对“哲人演说”的论述。但是，如果对照西塞罗《论铺陈》和《论演说家》的论述，昆体良在表面上遵守西塞罗观点的同时，暗中否定了西塞罗的核心观点：演说术是哲学家完成其政治行动的政治技艺，哲学家的智慧保障了演说术的根本德性。昆体良把演说术比作医术，而将演说术视作一种基于语言应用天赋和经验的学科，但他自身的公民道德感使他不能接受演说术与社会规范的彻底分离。因此，他在形式上仍然保留好人与演说术的关系，而拒绝用哲学，哪怕是政治哲学，作为这一公民德性的普遍奠基。

老、庄的治民思想
曾海军
（四川大学哲学系）
摘要：老子“常使民无知无欲”的主张有其道论的根源，道之“质朴”尤其能表征出大道的特征，这可以在“反者，道之动”的意蕴中获得印证。“无知无欲”是质朴之道落实在政治领域的表现，由此使得“民心不乱”而主张“为无为，则无不治”。庄子塑造出“吸风饮露”的人物形象，在根本上同样延续了这种治理关怀。

“中国”古义与易教精神
吴小锋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本文尝试通过“中国”一词的考源，理解华夏文明的品质。中国之“中”，最初的意义在确定人所生息的时空，以及在此时空中人群的政治方式和秩序。中的思想精神所孕生的一个文明共同体，就是中国。中，在打开时空的同时，也打开政治秩序，打开一个文明世界。“中国”的古义，并非单单具有疆域性和民族性涵义，更有文明性涵义。搞清楚中国的古义、华夏文明的品质，才能明白自古及今传统文化强调华夷之辨的意义。夷夏之辨的问题，晚清以来又进一步演化为中西之争。在这场残酷持久的角力中，代表华夏文明出场的“新中国”能否坚持下来并取得胜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中国”能否从古老的中国文明中汲取能量，激发元气，实现传统文化的复兴。

共和危机、现代性方案的文化转向与启蒙的激进化
唐文明
（清华大学哲学系）
摘要：内在于启蒙主义的信念，新文化运动经历了两次激进化：第一次是启蒙的自我确认，旨在为启蒙清除一切旧制度及其相关的旧文化；第二次是启蒙的自我反思和继续推进，在政治主张上表现为从自由民主转向社会民主。在争夺对新文化运动的解释权的过程中，断裂论者和连续论者虽然呈现出尖锐的对立，但仍共享着启蒙主义信念。

专题：尼采论现代学者
1.尼采论学者与民主政制（娄林）
14.自然的分裂与拯救（刘振）
27.重估一切价值的前哨站（黄子轩）
48.尼采论爱情作为悲剧激情（叶然）

论文
62.《赫尔墨斯文集》的“上升之路”（高洋）
82.谁是“善谋”的德性之师？（王江涛）
96.昆体良对西塞罗演说家德性要求的修正（姚云帆）
111.老、庄的治民思想（曾海军）
132.“中国”古义与易教精神（吴小锋）
142.共和危机、现代性方案的文化转向与启蒙的激进化（唐文明）

书评
166.阅读尼采《善恶的彼岸》的一个新视角伯恩斯（伯恩斯 撰 包帅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