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库塞文集：第五卷 哲学、精神分析与解放》：
自我由于被剥夺了否定的力量，所以竭力在他律的世界中“寻找认同”，但结果是，它要么就是在大量的心理与情绪疾病——将寻求精神分析的治疗——中耗尽了自己，要么就是很快就向社会所要求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模式屈服了‘，也就是说，把自我与他者同化了。但是扮演竞争者或上司角色的他者唤起了本能的敌意，即对他们的自我理想的认同指引着这种能量的消耗，也就是说，它并没有拿作为自我的道德判断的良心来面对自我理想外在的敌人，而是直接对其发起了攻击。因此，个体从心理上和本能上很容易接受把他们自身变成政治与社会的必需品——需要持续不断地被动员起来支持与反对核毁灭，需要有组织地去熟悉人为的死亡与破坏。
这个社会中的成员不是通过他自己并以其自我与自我理想（他的父亲及父亲形象）为根据，而是通过所有的他者并以他们共同的、外化了的自我理想——即国家的目标或超国家的目标及其指定的代言人——为根据来理解和评估这一切的。现实原则整个地发出了声音：不仅通过昼夜不停播放的大众媒体（使个人隐私与其他所有人的隐私整合了起来），还通过儿童、同辈群体、同事以及公司。自我的良知即是他们的良知；其余的则是越轨行为，或是认同危机，抑或其他个人问题。但外在的自我理想并非来源于强力：内部与外部之间有着深层次的和谐，因为它们之间的协调早在有意识阶段之前就开始了，比如，个体通过自身从外部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所以，对集体自我理想的认同仍然发生在儿童身上，尽管家庭已不再是社会化的主因了。确切地说，家庭的调节作用是一种否定性的：儿童们都知道关于身心行为是否适当的权威不是父亲，而是玩伴、邻居、帮派头领、运动健儿和荧幕明星。早就有人指出这些决定性的变化以某种方式与经济结构的变化联系在一起，比如，个体企业与家族企业的衰落，传统的“传承性”技能和职业的重要性的下降，对普通教育的需求，专业商务以及劳工组织日益重要和全面的功能，而所有这一切都削弱了父亲的角色，也削弱了关于超我即父亲角色的继承者的精神分析理论。从现代社会最发达的地区来看，市民早已不再为父亲形象所纠缠。
这些变化似乎使弗洛伊德对现代大众社会的解释丧失了效力。弗洛伊德的理论需要一个领袖，就是说，需要一个统一的主体，也需要将自我理想让渡给富有父亲形象的领袖。再就是，他认为，将大众成员绑在领袖身上并将他们彼此也绑在一起的力比多联结是一种“对原始部落事态的一种理想化的重新塑造；在原始部落中，所有儿子都知道他们被原始父亲同样地摧残，同样对他感到恐惧”（p.95）。但法西斯的领袖并不是“父亲”，后法西斯主义时期和后斯大林主义时期的最高领袖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原始父亲继承者的特征——任何“理想化”的想象都不能使其表现出继承者的特征。同时，他们的民众也没有同样地受到他们的摧残，也没有同样地得到他们的疼爱：不论在民主国家，还是在独裁国家，这种平等都没有成为主流。诚然，弗洛伊德预见到了这种可能陛，即“一种观念，一种抽象概念可能……取代了领袖的地位”，或者说体现在“副领袖”那样的人物身上的一种“共同的倾向”有可能成了替代物（p.53）。国家目标，或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抑或仅仅是自由，有可能就是这种“抽象概念”；但它们似乎不太可能屈从于力比多的认同。虽然处在持续不断的动员状态，我们也肯定不愿意把现代社会比喻为一支由最高军事统帅担任统一领袖的军队。尽管每个国家都有众多领袖，也有各自的最高领袖，但他们似乎都不符合弗洛伊德假说中所要求的那种领袖形象。至少在这一方面，大众精神分析理论的尝试是站不住脚的——只有精神分析的边缘部分才预见到了某种现实，即“没有父亲的社会”（vaterloseGesellschaft）。在这一社会中，破坏性能量将会大量释放出来：一旦摆脱了与充当权威和良心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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