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故事
有人问我粥可温
□郝金红
清朝末期，沈宗畸以诗名驰骋北京，号称京师“四大才子”之一。袁世凯当政，沈宗畸不愿附和，以至于晚年生活困顿。
1910年腊月，天寒地冻，沈宗畸寄居在租来的房子里，望着冰冷的锅灶，悲上心头。这时，外面传来敲门声，沈宗畸开门一看，站在门外的是陈昭常，他的肩上还扛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布袋。陈昭常曾拜沈宗畸学习诗词，二人的关系亦师亦友。
进入屋里，陈昭常放下布袋，四处看了一下，问道：“沈师，吃过了吗？”沈宗畸长叹一声，竟无语凝噎。陈昭常拍了拍沈宗畸的肩膀，轻声说道：“沈师不必难过，今日我带来一袋大米，你也可在寒冬里做一碗热饭。以后我会经常来看你的。”说完，转身离去。望着陈昭常离去的背影，沈宗畸两行热泪潸然而下。
三年之后，陈昭常被人陷害，卷进一场官司。这时，沈宗畸拖着病体，利用自己的人脉，为陈昭常洗冤。沈宗畸的一位朋友提醒他：“陈昭常的案子是袁世凯亲自过问的，你与袁的关系本就不好，这个时候站出来说话，我担心非但救不了陈昭常，还会连累你自己。”沈宗畸毅然决然地说：“在我最困顿的时候，有人问我粥可温，这个人就是昭常。一饭之恩，当舍身相报，即使救不出他，我只要尽力，也就心安了。”后来，在沈宗畸等人的相助下，陈昭常得以安然脱险。
在人生最困顿的时候，倘若有人问你粥可温，这个人，就是你最值得深交的朋友。
（若子摘自新浪网图/陈明贵）
我的爸爸
□周云蓬
我的爸爸不是那谁谁，不然，我会大吼一声，报出他的名字，保准把厄运吓得一溜烟地跑到别人那里去。
在铁西区小五路的某间平房里，我爸爸趴在炕头哭，我妈妈趴在炕梢哭。我爬到爸爸那儿，他说：“去你妈妈那儿。”我爬到妈妈那儿，她说：“到你爸爸那儿去。”这个场景定格在我人生的开始，大概那天医生确诊我患上了青光眼，有可能导致终身失明。后来，妈妈带我千山万水地治眼睛，爸爸在家里上班加班，维持生计。我们经常会在异乡的医院里，或者某乡村旅馆里，接到来自沈阳的爸爸的汇款，还有他搜罗来的宝贵的全国粮票。我药没少吃，路没少走，最后回到家，视力终于还是彻底消失了。
记得爸爸第一次跟我郑重地谈话，仿佛是对着我的未来谈话：“儿子，爸爸妈妈尽力了，治病的钱摞起来比你还高。长大了，别怨父母。”我有点儿手足无措，想客气两句，又有点儿心酸。
我爸爸叫周丛吉，老家在辽宁营口大石桥。20世纪60年代，大饥荒时，他跑到沈阳，当工人。他是个挺聪明、挺有情趣的人，或许晚生几十年，也能搞点儿艺术什么的。
20世纪70年代末，电视机像个飞碟似的，降临在我们贫瘠的生活中。先是一家邻居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我们整个向阳大院的孩子们都炸开了锅，每日流着口水，盯着人家的窗户。这时我爸爸闪亮登场了。他骑上自行车，到沈阳的大西门电子零件市场买线路板、图纸，埋头钻研，终于有一天，“咣”的一声，我家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我家有电视机了，九寸的，是我爸爸装的，太骄傲了。
在工厂里，他也是把好手，车钳洗刨各种工种全能拿得起。后来，他被评定为八级工，大概相当于高级技术工人的职称。可是，我越来越不喜欢这样的爸爸，以及工厂的噪声、冶炼厂的黑烟。那时，我开始读泰戈尔了，什么“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的窗前唱歌”。我们家门口，有一个下水道，再向前是个臭垃圾箱，紧接着还是个下水道。爸爸每晚都要会见他的同事，讲车床、钢管，抽烟，喝酒，妈妈在外屋地（东北方言，对门厅兼厨房的称呼）炒花生米，我们要等着他们吃完才能上桌。而且，像很多爸爸一样，让全家人害怕他，是他人生价值的体现。
所以，每个人的叛逆，都是从反抗爸爸们开始的。
我很记恨他打过我。有一次，我从外面回来，一下子把盖帘上刚包好的饺子踢翻了，我爸爸上来就给了我一巴掌，我很委屈，因为眼睛看不清楚，就为了一点儿饺子而被打。爸爸也很反对我读书，有一回，妈妈带我去书店，买了将近二十元的世界名着，回家后，爸爸很不高兴，说花了这么多钱。有时候，我会偷偷地设想，如果只有妈妈，生活里没有爸爸，那该多么愉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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