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一人一校一国家》：
我自己是一个办教育的人，办教育自然也就是教书，教书不能发财，办教育也就不能发财。当我自己开始养家时，我就告诉她，钱不要花过了头，尤其不要使我分心去想家里的钱不够花，所以几十年之内，我家里在极经济的支付状况下，是无时无钱的，说不定，也许是我给的过多了罢？的确，她向来不曾和我提过一个钱字。这一点，帮助我很大。假使她不能不向我提钱，而我又时时为家里用钱打算，我也就不会专心于我的教育事业了，特别是在赚钱还不多的时候。钱，这个东西，是没个够的，那要看你怎么用。
她持家常然十分节俭，但对我却很优厚，例如她在这四十年中，就是常为我预备些好吃的食品，孩子们却并不在内。我对于孩子们，没有工夫去看管他们，都是由她看管大的，她不识字，不能教育，但是常识却十分丰富，而且理解非常清晰，孩子们对于他们的母亲，都是十分敬爱的。
她教育小孩子有三种规定：一、宁肯饭菜做得好些，但绝不许买零嘴吃。二、绝对不许说诳话。三、用钱只要有理由，准给；没理由，准不给。
孩子们都穿布衣服，就是现在他们做了事，这种良好的习惯还存在着。向例老大的衣服，再留给老二穿，老二的衣服留给老三穿。但是后来长成了人，我的三儿子却比二儿子高，四儿子又比三儿子高，这却成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记得有一次老四向他的母亲要求：“来件新棉袍吧！我穿完了再给三哥，再给二哥、大哥，倒着穿回去不一样吗？”我想起来就要笑，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她教子、持家之一斑。
孩子们小的时候，当然爱闹，所以当我在家时，他们的母亲怕惊扰了我，便领了他们到别处去。她对于孩子们是不常说的，她觉到总说并不好，那样会减去了孩子们的羞愧心和改过。我对他们偶尔打过，但次数极少，也可以说因为他们有了好母亲，他们就用不着我去管教了。
我的四个儿子，在她的管教之下，如今都成了人，大的又做了教书的先生，二的仍来经商，现在是从政了，四的在中央航校，现在也毕了业，总算都有了相当的成就。三的现在是正在养病时间，他生的是肺病，多少名医都治不了，而且几乎认定了命运已无可挽回，而他的母亲却自信母爱一定可以使他起死回生。果然，她那伟大的母爱，就使他日渐壮健起来。这四十年中，她为了四个儿子，真不知费了多少心血！
她最使我满意的，就是四十年来对我时时、事事的安慰。我最近这几年，命运的确不错，但前几年，有许多时候是遭着失败，也不知碰了多少钉子。我每次钉子来的时候，总抱着不说话的态度，在我沉默的期间，她每次是如何地安慰我！劝我！她总爱说：“不要紧，什么事情过去就好了！”这话的确对！的确有道理。在我每次碰了钉子被她劝解以后，接着便是另一个新的开展，回回都如了她的预料：“过去就好了。”她增加了我的勇气和自信心！
家庭本是一个人工作后回来休息的地方，当然应该有一个愉快的环境才对，如果家庭是一个别扭的家庭，那就一定不能增加他工作的效率。我在家里，四十年来，向来不曾生过一点气，这便是她最大的功绩、我最大的安慰。因为这样，我做事的心，才不被分化，才永远是个整个的，她的确帮助我工作增加不少效率；但她不像一切新式女太太一样，只会安慰丈夫而并不负其他的一切家庭责任。
我对于自己的衣服，向来是不会想的，什么都是她替我预备。现在钱稍微松动了，还好办，从前量人为出的时候，她也都预备得很周全、熨帖。我向来却不曾注意过她的一切事。她又不合新式的太太们意见一样，对于丈夫，并没有“你应当伺候我！”的观念。
四十年来，我们未曾打过一次架，就是偶尔有见解不同的地方，一会儿也就过去了。就她的常识论，我觉得比读过书的妇女还要高一点。我真幸运有这么一位太太，如果不是这样一个人，恐怕这一生，我什么也做不成了。
四十年里，我每天回到家中，是完全休息着，十分舒服，十分安慰。因为有了她，不知省了我多少事：父母，她替我侍奉了；子女，她替我抚养了。我真应该对她表示十二分的谢意。
“我尊敬她，我佩服她，佩服她的算盘打得的确不错！”
（原载于1935年2月24日《益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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