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
75号文件虽然做了一些松动，但并不认为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是全国普遍适用的形式，希望把双包到户控制在占生产队总数20010左右的范围内，对于包产到户的性质也没有做明确的规定。此后，中央工作的着眼点放在如何稳住占50%~60%的中间社队。对于这部分地区，中央特别推荐了“统一经营，联产到劳”的生产责任制，认为这种形式“既保持了集体经济统一经营的优势，又吸收了包产到户发挥个人积极性的好处”。而占生产队25%左右的先进社队，则适用于“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责任制。①多数地方领导者都在做着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解释少数地区包产到户的合法性，以稳定人心；另一方面是努力将包产到户限定在这20%多的“贫困地区”，稳住占70%以上的一般地区。
1981年，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制都有发展，但发展最快的是包产到户。一是突破了原来只在边远山区和长期贫困落后地区实行的设想，几乎不可阻挡地向更大范围发展。二是包产到户本身大部分又发展成为包干到户，就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大包干。农民也没有接受中央推荐的专业承包责任制，而是普遍采取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为了进一步解决不同地区农村的生产责任制问题，1981年1月l~8日，赵紫阳到鄂、豫、皖三省的宜昌、荆州（重灾区）、南阳、开封和菏泽五个专区考察农村情况，杜润生等随行。一路听到的都是好消息：农村情况比城市好，原来困难落后的地区尤其好。农民普遍要求，允许再搞三年包产到户，他当即表示可以答应。他虽然没有改变把包产到户作为权宜之计的看法，但内心感到对这个问题要重新加以认识。回到北京后，他对国务院官员们说，群众的呼声要好好听一听。①他把这次的所见所闻告诉了邓小平、胡耀邦等人，并以杜润生的名义写了一份《关于农村经济政策问题的一些意见》。关于农民为什么要求包产到户，杜润生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解释说，除了能增产吃饱肚子外，包产到户对农民的吸引力还有两条：一是可以自己做主了，二是自由了。农民说：“过去愁着没饭吃，现在愁着粮食没处放，再不用出门要饭了。”“联产联住心，一年大翻身。红薯换蒸馍，光棍娶老婆。”他们说“20多年了，可熬到自己当家了”。现在“既有自由，又能使上劲”。“戏没少看，集没少赶，亲戚没少串，活没少干，粮没少收。”②1981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将杜润生的报告转发全国。中央领导人的考虑是：既要对各地实践有所指导和规范，又要保持政策有较多弹性。中央办公厅的批语，也只是要求各地“作为处理当前出现的一些农村经济政策问题的参考”。
赵紫阳总结沿途所见所闻，提出了全国三类不同地区可以采取三种不同的形式：好的地区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中间状态地区实行“统一经营、联产到劳”；困难落后地区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然而在实践中，这种“切三刀”的办法也没有阻挡住包产到户向中心地区发展。只要不是硬性“纠偏”，与农民“顶牛”，农民的选择总是一步到位——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山西是一个起步较晚却发展迅速的省份。1981年初，山西省委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到农村做调查，了解民情民意。全省组织了1万多名干部下乡调查，写出调查报告3000多份，省委常委平均下乡58天。在机关争论不休的问题，下乡调查后很快达成了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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