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研究如何全球化？
——对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史学遗产的反思
王晴佳 文 屠含章 译
摘要：在国际史学史名家伊格尔斯逝世之际，作者对史学史研究的今后走向，就两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一是如何以全球的眼光，平等地对待世界各地文明历史意识的不同表现，克服将书写的历史作为史学史研究唯一对象的偏见。第二是提倡史学史研究的时代感和批判意识，从时代变化的角度探究历史研究和写作的变化，并对以往的历史书写保持批评的态度，以求促进历史学的进步。
关键词：伊格尔斯 史学史 中外史学比较 兰克史学 浦朗穆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一直在修订《全球史学史》（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新版的中文译文，这是伊格尔斯（1926—2017）老师于2017年11月26日去世之前的最后一本书。我在这里提及这本书是因为伊师与我，还有苏普里娅?穆赫吉（Supriya Mukherjee）合著了这本书。此书自问世以来，被翻译为中文、德文、希腊文与俄文。英文修订版在2017年出版，其中文新版也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伊格尔斯的全球视野是一以贯之的。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不顾高龄，多次前往古巴，主要与哈瓦那大学的同事合作，希望促进古巴与全世界历史学家的交流。而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搭建桥梁，这个角色伊格尔斯一直扮演得很好：如自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在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的历史学家之间；自20世纪80年代直到他生命的尾声，在西方与中国的历史学家之间。我与伊师最后一次谈话，主要是在电话上他讲我听，因为他的听力已经退化到无法听清我在说什么。而这次谈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对于自己的古巴之行以及自己也许能够为当地学术社群的历史研究带来的潜在改变感到非常兴奋。多亏他所发挥的作用，2017年春，古巴举办了一次工作坊，邀请到了来自欧美的多位历史学家。遗憾的是，我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伊师也因身体衰弱而未能出席。尽管有着这些遗憾，古巴的主持者与参与者非常感激伊格尔斯为工作坊所做的组织工作。伊格尔斯在古巴的一些朋友也提议将《全球史学史》译为西班牙语。我恳切地希望，尽管古巴与西方之间存在着重重阻隔，这一建议能够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现实。
一、 取舍平衡：改造历史学的领域
我之所以提及《全球史学史》多种译本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强调伊格尔斯将历史研究全球化及沟通世界各地史家的努力。这项事业绝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而对对此感兴趣的人来说，它在今天仍是一项挑战。2011年，著名德国学术出版商梵登霍克—鲁普雷希特（Vandenhoeck-Ruprecht）向伊格尔斯表达了将《全球史学史》译为德文的兴趣。伊格尔斯对这家出版商非常了解，因为这家出版商也出版过他的其他著作，比如《20世纪的历史学：一个国际间比较的批判性回顾》（Geschichtswissenschaft im 20. Jahrhundert: Ein kritischer überblick im internationalen Vergleich）和《历史的两面：动荡岁月的生活记录》（Zwei Seiten der Geschichte: Lebensbericht aus unruhigen Zeiten），后者是伊格尔斯与其妻威尔玛合著的自传。即便如此，就像以往出版著作一样，伊格尔斯对此事非常认真。我们三人合著的《全球史学史》于2008年出版后，学术界出现了不少关于这一主题的新的出版物，我们需要将这些内容囊括进来。比如，丹尼尔?伍尔夫（Daniel R. Woolf）于2009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题为《全球史学史》（A Global History of History）的一部综合性概述。伍尔夫也在牛津大学出版社主持了一项更具雄心壮志的项目，那就是五卷本的《牛津历史著作史》（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伊格尔斯与穆赫吉都参与了该书一些章节的写作，我则应邀为牛津大学出版社和编辑提供了审阅意见。当然，2008年以后还有其他相关的论著出版。因此，我们都同意趁《全球史学史》被译成德文之机，做一些非常有必要的修订工作。但问题是如何修订。梵登霍克—鲁普雷希特希望出版一本简明扼要的修订本，而不是增订本，这一点我们也认可。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伊格尔斯与穆赫吉很努力地工作。举例而言，为了升级扩充原本的章节，如有关后殖民主义、性别史、拉丁美洲与非洲的部分，伊格尔斯删掉了关于现代西方历史学发展的一些内容，以便留出可用于扩充的空间。在出版德文修订本之后，我们又投入到英文版的修订工作中。为了囊括、增入更多的内容，我们再一次对原有内容做了删减。伊格尔斯为此付出了极大努力：他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区，也就是他的专长所在—现代德国/欧洲历史学的领域，并经过与许多同事、学者的商讨，不仅扩展了拉丁美洲与非洲历史学的部分，而且还写了全新的章节，如俄罗斯与南非的史学。伊格尔斯的做法非常令人钦佩：在离开教授岗位二十多年之后，他不但保持了旺盛的求知欲，而且还表现出对于推进史学史研究全球化的极大兴趣。
我们三人合著的《全球史学史》也许是英文学界第一本希图对史学研究采取全球路径的书，但它不是唯一的著作，在内容上力图取舍平衡也不仅仅是我们三个人面对的困难。比如，丹尼尔?伍尔夫在1998年编辑《历史书写的全球百科全书》时已经表示，对于西方读者而言，他的书囊括了“尽管知名度略低，但在其自身领域内有着不可否认的重要性的一批历史学家”。他接着又指出，更确切地说，“以牺牲原本分配给李维、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或者卡尔?贝克尔（Carl L. Becker）的篇幅为代价，增入不太知名的中国历史学家，为的是纠正在大多数关于历史著作的比较教科书与词典中的西方偏见，但同时也不忽视这研究中的常客—比如从修昔底德到汤因比的著作”。也就是说，伍尔夫在编辑该书时也需要做出困难的抉择，尽管他的态度略显勉强。不过，伍尔夫的《历史书写的全球百科全书》与我们的《全球史学史》都是用英语写作的，这样的解释对其读者来说，的确有些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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