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微知著：中国法律史的政治逻辑与技艺理性》：
（一）春秋之际成文法公布的条件和意义
郑简公三十年（前536年）3月，郑国执政子产率先“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具有王权象征意义的大鼎上，并公布于众，令国民周知。这是中国史上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中国历来有成文法的传统，不仅如此，还有法典化的传统。法典化乃成文法的最高级形式。约一个世纪之后，在魏国变法的李悝制定了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法经》。这一个世纪成文法向法典化的发展历程，实际上起因于春秋战国之际，列国纷纷变法革新，以提高综合竞争力。正如子产的刑鼎，也是子产对他从公元前543年以来所进行的诸项改革成果的总结，“鼎”本来也有“鼎革”“鼎新”之意，象征着变革与革新。
春秋战国之际的改革是整体性的改革，子产的改革千头万绪，其中包括治理郑国城邑与农村，有土地整顿、住宅改造、水利规划、赋税厘定等，甚至涉及官员利益重新分配。虽然改革艰难，但成效显著，就连不轻许他人“仁”的孔子，也认为“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总之，在郑定公八年（前522年）子产去世之前，郑国一直治理得很好。刑鼎正是在子产改革颇有成效之际，为巩固改革成果而作，目的是为保障子产的改革策略，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这样来看，刑鼎的内容必然是考虑周全且成体系的，不是今天铸上一鼎，隔三岔五地再铸上一鼎。因为“鼎”乃王之象征，不可言而无信，这才有“一言九鼎”之语。因此，铸刑鼎的前提条件便是刑的内容已经有了体系化的雏形，否则战国之际李悝的《法经》不可能无端出现，在此之前，刑鼎便是法律体系化的初步尝试了。
总体看来，春秋战国之际国家变法事务的通盘考虑，甚至细密化特点为成文法提供了全面设计的政治社会基础。另外，春秋战国之际类似于当代国际的战争法则，包括战争合法性、战争过程以及战争归责等内容的法律系统，再加上以《周礼》为核心的西周法制实践经验，为刑鼎以及此后《法经》的细致规划提供了参考模板。如此，子产的铸刑鼎才有了基本前提。
以上只是总结了子产铸刑鼎的第一个前提条件，法律公布的直接后果是打破了以往“刑不可知，威不可测”的贵族治理神秘感，因此遭到了以晋国大夫叔向为代表的贵族阶级的强烈反对。叔向认为法律从神秘走向公开，会使“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这个理由类似于我们通常认为的出现了会钻法律空子的刁民。不仅是民，连与子产同时的郑国大夫邓析，也公开反对子产因铸刑鼎所公开的国家法，他私自编定了一部携带和传播更加便利的写在竹简上的民间法“竹刑”，并且利用自己颇为精通的“名辩之学”，向普罗大众传授法律知识，甚至还承揽诉讼。可见，即便是当时的大夫贵族，也通过他发明的“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的诡辩论公开挑战国家法，虽然邓析最终被杀，但他的竹刑却被当权者所认可，《左传·定公九年》称“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据此可以看到，支持成文法公开化的第二个前提便是汉字的传播，如果百姓根本不识字，或者只是简单识字，还没有到利用法条同官方进行争辩的阶段，叔向的反对根本没有意义。日本学者平势隆郎指出，西周在灭商之后，继承了商的汉字。之后，周天子逐渐将刻有汉字铭文的青铜器赠予诸侯，诸侯渐渐地熟悉了汉字。但因为并非是周王室正式而统一的汉字传播教育，到春秋时期，各国根据自己对汉字的理解形成了多种汉字读写方法，形成了广袤的汉字圈，一直到秦始皇才统一文字。再加上春秋战国之际，诸子百家思想竞相争鸣，私学兴盛，掌握在贵族手中的文字文化开始向下传播，为民众文字知识的获得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包括邓析以“名辨之学”教授传播法律知识在内的文化传播甚为繁荣。这为刑名知识的公开提供了第二大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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