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研究价值
1949—1965年之新亚书院，亦即“一代儒宗”钱穆（1895—1990）任院长时期之新亚书院。钱穆卸任后，作为香港中文大学三大创校基本书院之一的新亚书院逐渐开启了另外一段历史。本书截取并入香港中文大学之前的新亚书院作为研究对象，其研究价值可略述如下：
第一，为建设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中国大学教育提供一个鲜活的参考个案。中国大学教育的历史虽然源远流长，但与此同时，却又存在另外一个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即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几乎完全是移植西方的结果。对此现象，加拿大学者许美德（Ruth Hyhoe）将其概括为“欧洲大学的凯旋”。而中国学者陈平原也大致认同此一概括：“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潮流中，‘西化’最为彻底的，当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今日中国之大学，其价值趋向与基本路径，乃舶来品的University，而非古已有之的太学。”而曾任新亚书院院长及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的金耀基同样指出，中国的现代大学乃“随西潮之东来，自欧洲移植于中土者”。换言之，“中国的现代大学是‘横向的移植’，而非‘纵向的继承’。”中国现代大学之创建，只“旁采泰西”，不仅没有“上法三代”，同时也没有“近取书院”，这导致中国传统教育精神被弃置一旁无人问津，无法介入到中国20世纪初极富激情与想象的教育改革当中。人类教育发展史上恐怕再也没有比此更令人惋惜的事情了！在多元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中国大学教育问题之解决固然不应该拒绝异域的智慧，但毋庸讳言的是，我们还应该从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当中努力寻求资源。唯有如此，中国大学教育在与世界教育潮流同步共进的同时才能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而不至于沦落到“有之不为多，无之不为少”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新亚书院的办学是一次非常可贵的“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的尝试，因此，总结新亚书院办学的成败得失，可以为21世纪中国大学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个鲜活的参考个案。
第二，为中国大学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提供思想上的参考与实践上的借鉴。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并还将继续经历现代化转型，与此相伴而生的一个现象是，中国社会逐渐走上了物质化、功利化、商业化、市场化之路。在这样一个似乎一切都待价而沽的社会当中，假如连号称“象牙塔”的大学都不再肩负传承与创新民族传统文化的重任，还会有什么样的社会机构会接替大学出面承担此一职能？显而易见，与传统社会相比，大学在现代社会当中传承与创新民族传统文化的职能不仅没有减轻，而是愈加沉重与紧迫。十九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而中国的大学无疑将是坚定国人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主阵地。新亚书院“特以发扬中国文化为教育之最高宗旨”，因此，对新亚书院的研究，必将能为中国大学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提供思想上的参考与实践上的借鉴。
第三，丰富中国教育史研究。学校是教育发展史的重要载体，教育发展史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学校发展史来呈现的。新亚书院可谓是香港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因此，对新亚书院的研究必将能够丰富对香港教育史的研究。而中国这一概念，从地域上说，不仅包括大陆，同时也包括台湾、香港与澳门等地区。因此，中国教育史不等于中国大陆地区的教育史，它还应该将台湾、香港与澳门等地区的教育纳入自己的视野。以此为根据，对新亚书院的研究，必将能够弥补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对香港教育史研究的不足，从而促进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教育史的建设。
第四，深化对新亚书院的研究。伴随着国人对民族复兴与文化复兴的追求，新亚书院逐渐进入了学界的视野。本课题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对新亚书院的发展历程、办学旨趣、经费筹措、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人才聘请、制度建设、校园文化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另一方面，在上述考察的基础上，再力争对新亚书院的办学从整体上进行总结与评价。
第五，深化对钱穆的研究。钱穆不仅是史学大师和国学宗师，他同时也是一名教育家。而对作为教育家的钱穆来说，大学教育思想乃其教育思想之核心，因此，对钱穆任院长时期的新亚书院的研究，必将能够进一步深化学界对于钱穆的研究。
二、研究现状
针对1949—1965年之新亚书院的研究，我们可以将其分成以下两种情况来讨论：
第一，因研究人而涉及新亚书院的研究。钱穆与唐君毅是与新亚书院关系比较密切的两个人。因此，在研究此两人教育思想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新亚书院。此一方面的期刊论文主要有杨永明的《钱穆论新亚教育》与《唐君毅论新亚教育》、陆玉芹的《钱穆论新亚教育》与《钱穆论高等教育——以新亚书院为中心的考察》、罗智国的《钱穆的教育理念与新亚精神》、欧阳仕文的《钱穆教育思想新论——以〈新亚遗铎〉为中心的考察》、严红的《钱穆与中国文化传承问题研究——新亚书院与新亚精神》、陆锋磊的《从〈新亚学规〉看书院教育的“人物中心”传统》、刘建平的《为往圣继绝学：唐君毅与吴宓教育思想比观》、庞溟的《新亚书院：一种关于复兴的理想》等。硕博学位论文主要有何方昱的《钱穆教育思想初探》、戴晴的《钱穆与新亚书院研究——兼论国学精神在香港的传承》l、洪明的《现代新儒学教育流派研究》、樊晶晶的《钱穆大学教育思想研究》、魏兆锋的《“不要忘了自己是一中国人”——钱穆教育思想研究》、蹇敏的《钱穆与新亚书院人文主义教育研究》、郭小涛的《论立足于传统文化之上的钱穆教育思想》、陈保洋的《钱穆教育思想探析》等。
显然，因钱穆系创院院长，上述研究主要与钱穆有关。但是，上述研究至少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作为创办人的张丕介以及曾任新亚书院副院长、有“中国杜威”之称的教育家吴俊升，此两人在新亚书院的发展历程当中所起的作用，学界尚未注意及此，至少注意很不够。其二，一所学校办学之成功，不仅会表现在办学者先进的办学理念与办学方式方面，同时也一定会通过该校学生对其在校生活的亲切体验表现出来。但迄今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前一方面的阐述与申论，鲜有包容学生立场与视角的研究。其三，此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与新亚书院相关的人物的研究，但是，对人的研究毕竟不同于对学校的研究，因此，对新亚书院的研究当寻觅另外的研究思路。
第二，对新亚书院办学成功原因的探析。20世纪中国大学之变革，“成功地移植了西洋的教育制度，却谈不上很好地继承了中国人古老的‘大学之道’”。但是，在此大背景之下，新亚书院的成功却显得有一点与众不同，即新亚书院能够将中国传统教育精神与西方的大学教育制度成功地融合在一起，顺利跨越了中西教育之间所存在的巨大鸿沟。陈平原、王颖、高静等人都持此一观点。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哪些原因促进了新亚书院办学之成功，对此，学界尚需拓宽研究视野。因为任何一所学校的成功，都不是单一原因能够造就的，它必然是一个“综合的改革方案”，是属于系统性、整体性的“转型性变革”。中小学如此，大学也不例外。综上可知，国内外学术界对于1949—1965年之新亚书院尚缺乏全面、翔实、深入的研究。
三、研究思路
本课题将采取“总—分—总”的研究思路，即首先对与新亚书院有关的历史文献展开通读，目的在于整体把握新亚书院的办学思路；其次，在新亚书院整体办学思路的统摄之下，对新亚书院之办学宗旨、经费筹措、师资聘任、制度建设、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校园文化等方面进行窄而深的专题研究；最后，对新亚书院办学之得失成败进行总结。
对学校办学之得失成败的总结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某种特定的思想或理论为视角，看该学校哪些方面达到标准，哪些方面尚未达到，原因何在，并进一步指出今后努力的方向。另一种则是在对学校办学历史梳理的基础上，总结出其中的经验与教训，此即陈寅恪先生经常提及的“在史中求史识”；因为每所学校的“史”都不同，“在史中求史识”的人也都不同，故而求出来的“史识”可能也都不一样。前者为外在的、客观的、普遍性的总结，后者则为内生的、主观的、个体性的总结。本书将采用后一种方法对新亚书院的办学进行总结。
四、研究方法
作为历史研究，本书除了运用文献法、移情法外，还将重点采用叙事研究法及劳思光先生所提倡的基源问题研究法。
第一，叙事研究法。因为教育是发生在时间长河里的一种个体性很强的实践活动，由超越时间的概念严格按照逻辑规律编织而成的普遍性理论话语将永远无法穷尽教育的真实内涵。新亚书院之创办，不仅存在于有关新亚书院的历史文献当中，同样也存在于新亚师生对自己新亚生涯的亲切叙述和生动回忆当中。本书在某些方面将力争通过叙事的方式呈现新亚书院创办过程当中“固有的鲜活内容”，并力争挖掘出隐藏其中但易被忽略的“生命颤动”。
第二，基源问题研究法。一所学校之成功，根本上必是成功应答了时代问题的挑战，此一问题即为基源问题。而从基源问题又可以衍生出许多次级问题，对它们的答复即形成其办学思路的一部分。因此，在对新亚书院的研究当中，本书将首先着力寻找新亚书院创办过程中的基源问题与次级问题，然后再考察新亚书院创办人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以此来把握新亚书院整体创办思路的内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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