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的家风（第2辑）》：
父亲虽在光华大学任教多年，但毫无积蓄。一则因为光华是私立大学，经费不足。在我未入光华之前，年年欠薪，在我考入光华之后，每年又只发九个月薪水。再者，我们虽是小家庭，只有父母女三口，但我父亲还负担着我堂叔一家三口——叔父、婶母和一个离婚在家的姑母的生活。在承平时代，父亲的教薪再加上他的稿费，本来可以敷衍了，但现在，情况就大不相同。父亲的教薪本来是二百四十元，助教月薪原定六十元，国难期间都打对折，父女二人薪水收入，每月一共只有一百五十元。在米珠薪桂的上海，已经够拮据了，何况每月还要支付一笔房租？
我记得1937年10月我们回到上海时，是住在愚园路俭德坊十七号的后客堂里，一家三口挤在约莫十平方米的半间客堂里，旅途的疲劳还没有恢复，日寇已经轰炸沪西了，炸弹的爆炸声整日不绝。愚园路是越界筑路，居民感到不安全，都纷纷避入租界。当时我们要在安全一点的地方找个住处是极端困难的，首先是付不出一大笔房屋的屋顶费，租金还在其次。幸而谭廉先生（字廉逊，常州人，地理学家，抗战后期也曾在常州湖塘桥青云中学教过书）的儿子谭新民住在旧法租界爱麦虞限路（今绍兴路），租赁了一幢三层楼房子，他自住三楼，将二楼前后间分租给我们。我们算来算去，两个房间的租金还是负担不起，所以只租了一间前楼，亭子间由他另行租给别人。因为我们和他家沾点亲，他没有收我们的屋顶费。
我们从1937年10月直到1942年8月重回常州，这五个年头里搬了三次家：从愚园路俭德坊搬到爱麦虞限路惠安坊一百六十二号，从爱麦虞限路迁到福熙路（今延安路）八百三十七号，又从福熙路迁到霞飞路（今淮海路）兰村十六号，一家三口始终挤在一个房间里，一大一小两张板床，一大一小两张书桌，一张小方桌，两架白木书架，几只凳子，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具。
常州初沦陷的时候，得不到一点家乡的消息，过了些时候，消息传来了：我家自住的房子，日寇轰炸常州火车站时震坏了。叔、婶、姑母和一些亲戚邻居，全避到乡下去了。又过了些时候，逃到乡下去的人都陆续回城，有的写信来，劝我们回去，说我家房屋目前还没有倒塌；还好修理，若不及早修理，就完全报废了。这时，常州城门口还有日本兵把守，行人出进，一定要向日兵脱帽鞠躬，父亲坚决不肯回去，他说：“我已年过半百，大半辈子过去了，决不向日本人低头！”就这样，我家房屋就由败坏而倒塌；木料等等，全被盗卖，屋里什物，自然早已一空，但父亲处之泰然。
父亲对抗日战争是有精神准备的，而且对长期抗战也有精神准备。他认为中国同日本的战争是必然要发生的，只是迟早问题，而且中国人也只有打胜这一仗，才能立足于世界。早在1927年4月和1928年12月，也就是抗日战争之前十年，父亲就两次上书光华大学行政会。第一封信上提出《一个足食足兵的计划》，希望学校提倡，学生带头，“造成能战之民和充足维持民生之食”。他认为若能做到这点，“吾国就能与人大战十年，而无粮食匮乏之患”。写第二封的时候，光华大学正拟扩建学生宿舍，父亲就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以中国目前之处境，迟早总不免与凌我者一战”，但一朝起衅，战略上不免要放弃一些地方，在不能坚守的地方，“室庐器用，必极简单，俾迁徙便利，即毁之亦所损不多”，他建议把当时的男生宿舍，让给女生居住，而在乡间另造男生宿舍，地区不必集中，建筑不必讲究，土墙茅屋就可以了，一旦战争发生，这些建筑物，就不会被敌人利用了。这两封信，都保存在父亲的遗稿里，现在读起来，还十分感人。
父亲的《吕著中国通史》分上下两册，是在上海成为“孤岛”的时候写的，书中充分发挥了中国抗战必胜的信念。当时用此书作大学文科教材，影响较大。父亲在本书最后一章《革命途中的中国》里，启示我国必然走向社会主义，必然走向民主政治。他还用“大器晚成”这句成语来预祝我国前途光明。
他说：“中国既处于今日之世界，非努力打退侵略的恶势力，决无可以自存之理。”又说：“我们现在所处的境界，诚极沉闷，却不可无一百二十分的自信心。岂有数万万人的大族，数千年的大国、古国，没有前途之理？”像我的父亲，真可说是有一百二十分信心的人了。所以他在孤岛上那段时间里，除认真教课以外，还努力写作，除上面谈到的《吕著中国通史》外，他的第一部断代史《先秦史》，也是这个时期完成，1941年由开明书店出版。他还写了多篇论文，并协助童丕绳先生编纂《古史辨》第七册，萤先生在他的序言里说：“这册《古史辨》，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吕先生独立校阅的，其他三分之二是我和吕、杨二先生合校的。”由此可见我父亲当年勤奋写作的精神了。
精神状况尽管昂扬，物质生活却愈来愈苦。在我们每月微薄的薪水中，还要硬性储蓄一部分，以备疾病意外，以接济常州的叔、婶、姑母，而最主要的，是意识到靠着租界苟安，势不能久。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