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男，中国航空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委员，编审，知名科普专家。1999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程硕士。1999年进入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贵州集团工作，2005年进入《航空知识》杂志社，现任《航空知识》主编。2013年荣获中国新闻出版政府奖期刊奖。 

    本书拟使用约200幅具有一定珍稀性和典型性的历史照片来展现军事航空的出现与发展脉络，每幅照片附500-1000字说明文字，发掘其中的历史和技术内涵，探讨航空技术的出现与发展对于人类战争面貌的彻底改变。本书约8万字，计划篇幅240页。

    1917  在“暴怒”的甲板上降落

    1917年8月7日，英国海军航空兵中队指挥官邓宁（EH Dunning）驾驶一架索普韦斯“幼犬”双翼机在皇家海军“暴怒”号航空母舰甲板上实施降落。这张照片记录了邓宁即将触舰的瞬间。这次着舰并非邓宁的首次着舰——5天前的8月2日，他驾机在“暴怒”号上成功降落，成为英国第一个在运动的船上着陆的飞行员。当时“暴怒”号在斯卡帕湾水域航行，航速26节，邓宁的飞机在甲板上弹跳了一次，继续滑向前方。他的伙伴们跑上来拉住飞机，才让它停下来。好在当时的飞机起降速度很低，加上自重较轻，几个人用手就能拽住。从这个角度上说，“一战”时期的双翼机当属甲板起降性能最好的飞机。

    1917  百年前的88炮

    一张罕见的“一战”战地照片。画面中，德皇陆军第188高炮连部分官兵簇拥着一门88毫米克虏伯K-Flak高炮拍照留念——88毫米K-Flak是“一战”航空兵对战局影响力日益增强的间接反映：1916年德国陆军要求克虏伯公司和厄尔哈特-莱茵金属公司开发新型大口径高炮，以满足前线部队的防空需要。1917年春两家公司都拿出了样炮。老牌火炮巨头克虏伯一下子提交了80毫米、88毫米和105毫米三种口径的样炮，而莱茵金属公司只提交了88毫米样炮。经过对比测试，德军选定性能最优的克虏伯88毫米高炮（在克虏伯M1913型88毫米SK L/45海军炮基础上改进而来）作为制式装备，定名为88毫米K-Flak。其中K是德文“机动车牵引式”的缩写，Flak则表示“防空火炮”。图中火炮前方的“大卡车”想必会引起不少车迷的兴趣，这是一辆克虏伯-戴姆勒公司出品的KD-1火炮牵引车，该车采用梅赛德斯4缸100马力汽油机，四轮驱动，变速箱设有8个前进挡和2个倒挡。车轮为木制外覆金属轮缘，车体后部防水帆布雨篷采用“一战”典型的斑块迷彩。

    88毫米K-Flak炮口初速765米/秒，配用9.6千克榴弹，最大射程10800米，射高6850米，最大仰角70°。88毫米K-Flak出现以后，那些飞行速度较快、常常飞行在6000米高度上的各式同盟国飞机有惊无险的平和日子一去不复返。

    1918   座舱里的阿尔伯特王子

    这组拍摄于1918年10月18日的照片，为我们记录了英国皇室成员热衷航空的一幕——和当年海洋立国一样，近代英国王室一直热衷于接触和推动航空技术。照片拍摄于皇家空军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基地——亨敦（Hendon）。画面上坐在飞机座舱里的两个人，右侧的是英国阿尔伯特王子（Prince Albert），也就是后来的英国国王乔治六世（1895—1952）——即当今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父亲；左侧是英国皇家航空兵路易斯·格雷格少校（Major Louis Greig）。两人都头戴飞行头盔和护目风镜，身着飞行夹克，带着防寒手套。两人之间，架设着一挺刘易斯航空机枪。最后再来说说这架飞机，这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创新型产品，世界上最早的重型轰炸机之一——英国汉德雷·佩季公司制造的O/400。

    1918  “凯特林虫”排成行

    照片上排成一列造型吊诡的飞行器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今天的航空历史学家们称之为“凯特林虫”（Kettering Bug）。“凯特林虫”是试验型无人飞行鱼雷，也是今天巡航导弹的前身——当然其历史比不上更早的巡航导弹鼻祖：中国明代的“火龙出水”。“凯特林虫”的设计目标是攻击120公里外的地面目标，飞行速度每小时80公里，然而在实际测试中几乎从未精确打中过目标。

    “凯特林虫”的设计者与莱特兄弟是同乡——俄亥俄州代顿的查尔斯·凯特林（Charles Kettering），根据军方设计一种无人操控飞行炸弹的要求，凯特林研制了这种飞行器，并交由代顿-莱特飞机公司生产。奥维尔·莱特（Orville Wright）担任该项目的航空技术顾问；埃尔默·安布罗斯·斯佩里（Elmer Ambrose Sperry）为产品设计了控制和制导系统。“凯特林虫”的动力装置是一台4缸40马力德帕尔马（De Palma）活塞发动机——当时这种发动机在福特汽车公司大量制造，每台成本仅为40美元。整架“凯特林虫”造价约为400美元。“凯特林虫”采用导轨和滑车方式升空，这一方式和莱特兄弟1903年放飞“飞行者”时几乎完全相同。升空后，机载陀螺仪负责控制航向，控制系统通过真空气动机构调整飞机。

    “凯特林虫”的使用并不简单。起飞前必须先确定目标距离，还要考虑风速和风向影响。“凯特林虫”上有一套专门机构用来计算发动机的工作循环，在达到规定工作循环数之后，一套凸轮机构会实现关车，并抽掉连接机翼的螺栓，让机翼脱落。此后“凯特林虫”会以弹道方式砸向目标，引爆自携带的82公斤重的炸药包。

    1918年完成设计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近尾声。10月2日首次试飞就遭遇失败，“凯特林虫”升空后爬升过快造成失速坠毁，但后续飞行试验成功了。事实上“凯特林虫”仅仅停留在试验阶段，美军官员并不放心让载着几十公斤炸药的“凯特林虫”掠过舰队上空。战争结束时，“凯特林虫”的总产量也不过45架。美军严守“凯特林虫”的秘密，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18  三联装刘易斯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美国军力位居世界第16位，还排在葡萄牙后面。参战后美军迅速扩充兵员，特别是加强了航空兵的建设。右图为1918年美国陆军航空兵征募体检现场。据说这项检查是为了确定征募对象的肌肉发育状况，看来那时候军队飞行员体检就是全裸进行的。当时的飞机操纵是通过操纵杆直接拉动线缆驱动控制面进行的，在大幅度机动条件下，飞行员的腿部和手臂的确需要足够的力道才能有效控制飞机。今天这一项目的要求已经适当降低，但肌肉力量仍是不可或缺的检查项目，因为肌肉强度也影响着飞行员的身体抗过载能力。在征召飞行员的宣传行动中，美国引用了“一战”美军航空兵王牌飞行员戴维·英格尔斯（David Ingalls）的话来鼓励青年们投身飞行：“飞机引擎的轰鸣对我而言如同爵士乐般美妙。我宁愿放弃成为美国总统的机会，也要牢牢占领自己在空中的职位。”

    空中战争一旦开始，交战双方侦察机飞行员彼此在空中挥手致意的时代便一去不复返。人们不仅把包括机枪在内的各种武器搬上飞机，还痛恨各种火器喷射弹丸的速度不够快不够密，难以迅速地置对手于死地。既然如此，那就设法强化机载武器的火力，这种试验型刘易斯机枪三联装枪架就是美国纽约弗雷德里克·皮尔斯公司（Frederick Pearce Company）的产品。3挺刘易斯机枪以120度角度安装在一个特制圆形轮状框架内，一个联动机构将3挺机枪的击发机构并联起来，只要射手扣下扳机，3根枪管就会同时发射，火力密度比过去提高3倍。不过这种三联装机枪架只是试验品，由于结构复杂，故障率不低，在“一战”中并未大量采用。

    1918  自由公债广告机

    这是1918年美国的一架广告机。不过它做广告的目的并不是售卖任何商品，而是促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发行的第三期战争公债——那时叫作自由公债（Liberty Bonds）。这架双翼机机身上写着“参加战斗或购买公债”（Fight Or Buy Bonds），意在告诉观者，全美国的公民都要以自己的方式支援战争，或者参加远征军奔赴前线，或者掏腰包购买公债，用自己的经济能力为战争贡献力量。而这架飞机的使命，就是带着这样的宣传涂装连续转场美国多个大城市，向那里的民众说明购买自由公债与保障世界自由秩序的重要关联。

    1919  买块飞机做纪念

这张照片虽然不够清晰，却很有味道。摄影师按下快门的时间，是1919年6月28日，此时德国已经宣告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英法美等国的胜利宣告结束。熟悉欧洲著名城市建筑的人一定能够看出，这张照片的拍摄地点，是英国伦敦特拉法加广场。聚集在广场上的人，都是花钱来买纪念品的——来自被俘获的战败国德国军用飞机上的碎片。英国政府专门派出工作人员负责将那些来自德国的战利品飞机捣碎或切割成小块，出售给那些热衷于战利品收藏的伦敦市民。

    1921  CT-1：订单还没捂热就作废了

    “一战”后，美国海军意识到飞机在反舰作战中的重要作用，开始考虑研制新型鱼雷轰炸机。海军最初的计划是开发双发水上鱼雷轰炸机，该机要求能拆解在舰上存放，且能在甲板滑轨上起飞，水上吊车回收。审查柯蒂斯、斯道特、福克以及布莱克本的方案后，海军选定了柯蒂斯CT-1方案。CT-1采用厚度很大的悬臂式单翼，安装两台300马力（220千瓦）莱特-西斯帕诺V8发动机，尾翼由发动机短舱和浮筒后部延伸出的撑杆支撑。1921年5月，CT-1原型机试飞中发现发动机动力不足且极易过热，为此换上了350马力（260千瓦）柯蒂斯D-12发动机，翼下加装了4具兰博林散热器，在1922年重新提交海军测试。测试结束后海军签署了9架CT-1生产型订单，但后来又决定批量采购单发鱼雷机，断然取消了CT-1合同。这张照片，便是昙花一现的CT-1留下的珍贵试验影像，其腹部挂载的鱼雷昭示了它原本拟定的战场角色。图中几名机械师脚下的发动机检修踏板，更证明了当年柯蒂斯设计师在人机工程学上的考量。

    1921  容克与“芝加哥打字机”

    这是收藏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一张照片。照片从前方视角拍摄了一架单发螺旋桨飞机，从机身上覆盖的波纹铝蒙皮来看，这应该是一架德国容克公司制造的F.13飞机。有趣的是，在飞机座舱风挡两侧各自安装了一根立柱，立柱上分别架设一支绰号“芝加哥打字机”的汤姆生M1921冲锋枪。从照片远景的军人分析，这张照片应该是美国军方或警方演示在飞机上安装自动武器用于巡逻或侦察的可行性。

    1922  道格拉斯DT-2发飚

    曾经在航空制造业名噪一时的道格拉斯公司，也是从军用飞机起家的。道格拉斯制造的第一种军方订单飞机是DT鱼雷轰炸机，就是这种飞机奠定了道格拉斯公司与美国海军的紧密联系。DT鱼雷机采用焊接钢管机身，前机身和中机身使用铝板蒙皮，后机身则使用蒙布。图中这架正在空投鱼雷的是一架DT-2型双座鱼雷机。该机于1921年首飞，机身下方起落装置可以选装轮式起落架或浮筒。DT-2动力装置是一台450马力（336千瓦）“自由”（Liberty）V-12活塞发动机，机腹下可以挂装一条816公斤重的鱼雷。轮式起落架版DT-2曾是美国海军第一艘航空母舰“兰利”号（USS Langley）的主力舰载鱼雷机。

    1925  “萨拉托加”下水

    1925年4月7日，美国海军“列克星敦”级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USS Saratoga）在纽约造船厂徐徐下水。从照片上看，航空母舰的上层建筑尚未完工，飞行甲板的尾部造型也与“二战”时期有较大差异。“萨拉托加”号原本是一艘战列巡洋舰，由于1922年各海军强国达成的《华盛顿海军条约》限制，才在建造过程中决定改建为航空母舰——那时航空母舰不算主力舰，而战列巡洋舰却算。1928年服役后，“萨拉托加”及其姊妹舰“列克星敦”号一道为美国海军航母使用战术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二战”中“萨拉托加”参加了不少战斗，它也够幸运，与“企业”号和“游骑兵”号成为一直战斗到战争结束的三艘美国战前航母。

    1930  献个花环给林肯

    1930年2月12日，美国陆军第19飞艇连C-41号飞艇在威廉·弗拉德准将指挥下，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的广场上降落，为林肯纪念堂进献花环，以纪念林肯第121个诞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陆军飞艇中的绝对主力是TC级飞艇，主要用于海岸巡逻和港口警戒。TC级飞艇中最为著名的便是这艘C-41号，这艘飞艇经常参加各种社会公众活动，除了这次为林肯总统敬献花环，还曾尝试过从运行的列车上提取邮件。从照片上看，TC级飞艇的结构比较简陋，吊舱为敞开式，发动机通过支架安装在吊舱两侧。唯一的先进之处是，TC级飞艇使用的升力气体是不会燃烧的氦气，而不是脾气暴躁见火就着的氢气。

    1930  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军航空司令部成立留影

    这是一张极为珍贵的历史旧照，如今收藏在瑞士苏黎世档案馆。乍看上去，大部分人都不会认为这张照片有什么特别：一大群中外士绅聚集一起，似乎是某次会议的留影。然而上额的文字透露出重要的历史信息，这一行文字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航空司令部成立纪念，民国十九年六月十七日留真摄。这些文字表明，1930年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摄影师为我们留下了中国航空史上的重要一幕。照片前排右起第7位身着西服、浓眉大眼、相貌英俊的绅士不是旁人，正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的司令官、中国近代史和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四川军阀刘湘。而1930年，也正是他积极筹备建立四川空军的时间。

照片左下角的签名，显然来自照片上的诸位人物。其中这位吴宥三（最左敞衣襟者）也非等闲之辈，他于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与邓小平同批赴法，两人还成为很好的朋友。吴宥三在法国曾在巴黎毕央谷飞机制造厂勤工俭学，因工作出色于1926年被派往波兰华沙飞机制造厂工作。期间他努力学习航空科学技术知识，萌发了要当飞行员的念头。1928年，吴宥三受刘湘委托，在法国协助川军购买飞机。同年8月，刘湘派吴宥三等三人到法国学习飞行。1931年回国后的吴宥三驾驶川军购买的飞机试飞成功，成为四川驾驶军用飞机的第一人，为我国的航空事业、飞机制造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刘湘成立二十一军航空司令部后，他担任机械主任兼飞行主任、四川省政府航空视察员、重庆防空司令部顾问等职。

    1930   川军航空队

    这张保存在瑞士档案机构的中国旧照记录了中国航空史上缺失的片段。照片属于让·德·弗约德（Jean de Voyod）中国飞行之旅照片集，拍摄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地点是重庆附近的Koen-Sa机场 （出于对原始档案的尊重，特地将原文标注于此，笔者认为这一名字很可能是西方工程师的习惯命名）。四川军阀刘湘1930年起组建的航空队，其阵容跃然于这张照片上。更为难得的是，这张照片中的各型飞机全部是崭新的，应该是刚刚购入时所摄，更显珍贵。画面中距离观者最近的飞机在中国航空史料中绝少提及，它是一架法国波泰兹33，命名为“凌空”；稍远处是两架法制布雷盖14侦察/轰炸/教练机，较近一架命名为“天行”；最远处命名为“□飞”的是一架型号不详的美制飞机。波泰兹33是波泰兹32单发单翼运输机的军用型，1928年首飞，主要作为联络/观察机使用，也可以作为教练飞机。该机拥有双操作系统和大型观察窗，背部安装回转机枪架，腹部挂架上可以挂载轻型炸弹。这些飞机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中曾作为对手留下了印迹：1931年初刘湘曾调用航空队轰炸川鄂根据地的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