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吊民伐罪
第1节 国运豪赌
汉尼拔在翻过阿尔卑斯山进攻意大利前，恺撒在渡过卢比孔河剑指罗马城前，铁木真在越过朔漠西征花剌子模前，内心都在为这种艰难的决定而纠结。前方是未知的，等待他们的很可能是粉身碎骨的结局。古斯塔夫如今面临的，也是同样揪心的选择。瑞典的人口不到150万，社会经济落后，能支撑如此重大而且不知何日是个尽头的战争吗？克里斯蒂安固然沦为笑柄，但瑞典的国力就能支撑深入德意志的战争吗？当瑞典入德作战时，它的邻国会不会趁机发难？哈布斯堡皇朝的军队从来没有踏入瑞典的国土，如今自己反倒打进神圣罗马帝国，这真的合适吗？古斯塔夫同样犹豫过。
但是，他终究下定了决心。
为什么？
这种关乎国运的决策，自然不可能是单项选择题，但不同的人会强调不同的方面。传统的政治史研究者认为此举是为了保障国家的安全，突破周边敌对国家的包围圈；而从宗教角度看，这是对新教信仰的捍卫，并防止波兰和哈布斯堡的反宗教改革逆流波及瑞典；而经济史家认为这是为了控制更多的海外市场和贸易路线，拓展商业利益；还有左派学者会从阶级史观的角度分析问题；不排除当代还有一些“全球史观”的拙劣模仿者会提出其他“新颖”的论调，比如万里之遥的明朝或者美洲发生的什么事情对瑞典造成了某某不为人知的影响。
如果回到当时的情境中，我们会发现，古斯塔夫的首要考虑的确是迫在眉睫的国家安全，至于拯救德意志教友的新教信仰、捍卫日耳曼自由权这类动机伴随并服从于本国利益，并带有自我标榜的宣传意味（尽管我们并不否认古斯塔夫个人对宗教的态度是真诚的）。有人曾经担心瑞典出兵是替新教诸侯火中取栗，但古斯塔夫自信地说：“如果我胜利了，他们都将会是我的猎物。”
他在议会宣称：“丹麦已经气若游丝了。教皇分子就在波罗的海，他们占据了罗斯托克、维斯马、什切青、沃尔加斯特、格赖夫斯瓦尔德和几乎其他所有港口。吕根岛在他们手中，由此能够继续威胁斯特拉松德。他们的全部目标就是毁灭瑞典的商业，并且很快就会在我们祖国的南方海岸立足。瑞典面临着来自哈布斯堡的威胁，仅此而已，但这一理由已经足够，必须迅速且强力地面对这一势力。时运不济，危在旦夕，现在不是询问代价是否会远超我们承受力的时候。此战是为父母，也是为妻儿；是为家国，也是为信仰。”这番话同样能够说明古斯塔夫是如何考虑的。
尽管如此，后人的怀疑并没有停止——哈布斯堡皇朝果真是亡瑞典之心不死吗？神圣罗马帝国的威胁果真严重到了不得不赌上国运、拼死一搏的地步了吗？仅仅是因为帝国建设海上力量、支持西吉斯蒙德，就要参加一场攻入帝国境内的战争，瑞典人是不是太敏感了？世界上比瑞典受的“委屈”更大的国家多了去了，难道全都走上了这条路吗？这些问题，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但是，大部分人都不会否认这两点：(1)哈布斯堡皇朝对瑞典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至于多严重，也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评估）；(2)扩张经济和军事霸权则是瑞典更加长远的考虑，符合瓦萨王朝的一贯国策。瑞典的行动至少是这两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古斯塔夫富有权wei，但并不专制，他也不像该世纪下半叶的瑞典国王那样执着于绝对君主制。介入三十年战争的决策不是他的“一言堂”，而是充分征求了枢密院的意见。他曾经开明地说过：“我叫你们来，不是因为我怀疑自己的想法，而是为了让你们能够享受反对我的自由。”首相奥克森谢尔纳一开始也有过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应当在普鲁士和波兰采取攻势，可能的话在西里西亚也是如此，但在波美拉尼亚要采取守势。古斯塔夫认为，在东线保持监视与占领即可，而主力则应投往北德。国王分析道：“如果我们在瑞典等待敌人，那么战败之日将一无所有；如果在德意志取得开门红，那么一切都能手到擒来。大海是广阔的，我们在瑞典有很长的海岸线需要防御。如果敌方舰队逃出我们的手掌心，或者我们自己的舰队被打败，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不可能阻止敌人的登陆。一切取决于斯特拉松德能否保住。只要这个港口对我们开放，我们既能控制波罗的海，又能确保从德意志的撤退。但是，为了保卫这个港口，我们一定不能留在瑞典，而应立刻向波美拉尼亚进发。我们不要再谈什么防御性的战争，因为这会让我们失去大的优势。敌方的旗帜绝对不能在瑞典飘扬。如果我们在德意志被击败，那时仍将有足够的时间遵循你的计划。”奥克森谢尔纳终被国王说服了。1636年，这位首相回忆道：“现在可以确信的是，如果当初先王没有亲自领兵进入德意志，今天的皇帝在海上就已经有一支舰队了。如果让皇帝控制了斯特拉松德，整个海岸都会落入其手，那么我们在瑞典连一刻钟的安全都享受不到了。”
古斯塔夫与奥克森谢尔纳（右）讨论国策当古斯塔夫的导师约翰·斯曲特担心国王亲征可能导致瓦萨王朝绝嗣时，古斯塔夫豪爽地说：“所有的君主国都是从一个家族传到另一个家族。一个君主国的存续不在于个体，而在于法律。”这种豁达比斯图亚特王朝和波旁王朝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进行战争，必须要保证稳定的资金、补给和兵源。1629年，议会一致同意备足3年战争所需的资金。古斯塔夫的出征得到了枢密院和议会真心实意的支持，而这恰恰是克里斯蒂安四世所欠缺的。1629年的冬天，瑞军在拼命备战。一开始瑞典决策层认为需要4.6万人发起进攻,但考虑到运输的难度，这一数字降至约1.4万人 。难怪斐迪南忍不住加以讥讽：“我们又多了一个小小的新敌人，不是吗？”
第二节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1630年5月19日，古斯塔夫在议会发表告别演说，他怀搂着4岁的公主克里斯蒂娜，意味着她将成为王位的继承人。国王的发言是不祥的：“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上亡——此乃世间常理。这终会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已经为瑞典的福祉流了这么多血，而上帝的仁慈保护已经让我很多次幸免于难了。”
接着，他又一次阐明自己为何而战。“我并非轻率地参与这场使你我被卷入的危险战争。我之所以参战，并不是被私人感情所驱使，也不是因为我生性好战，而是我们屡屡受辱！皇帝对我的使者傲慢无礼，他支持我的敌人，迫害我的朋友与兄弟，践踏我的信仰，把手伸向了我的王冠。被压迫的德意志诸邦急切呼救，我们应当施以援手。我对将要面临的生命危险并非浑然不知。我从未逃避过，可能也无法彻底逃避。迄今为止，全能的上帝已经神奇地保护了我，但我终将为保护国家而倒下。天佑我所有的臣民，愿我们相会在永恒之中。”
然后，他向枢密院、议会四等级、全体国民分别表达了祝福，做出了真诚而永久的道别：
“王国的枢密院成员们，我特别为你们的福祉而祈祷。希望你们的思想更加开明，从而继续完成你们的重要职责，保证王国的和平与安全。
“其他在场的贵族代表们，希望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证明自己是古代哥特人的真正后裔，他们的声誉曾经响彻世界，而现在不是几乎被遗忘，就是被外国人轻视。你们自我登基以来就表现很好，还要再接再厉。请相信，你们不仅会获得持久的名誉，还会得到勇敢的奖励。
“教士阶层的绅士们，请允许我提出忠告：你们要培育团结与和谐的精神，向你们的听众宣传对世俗和宗教美德的热爱。你们自己要以身作则，继续神圣而纤尘不染的生活，谦逊、温和而仁慈。
“市民和农民阶层的代表们，希望上帝为你们的勤劳双手而赐福。希望你们土地肥沃、仓廪充实、五谷丰登。
“后，我向整个王国的全体臣民表达热忱的祝福，无论在场与否。我向你们说一声深情的再见，这可能是永别，因为谁能说得清这场会议后我们能否再在尘世相见呢？”
语毕，众人皆垂泪涕泣，国王也难抑自己奔涌的心潮，用几乎哽咽的声音念了几句诗：“求你使我们早早饱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气氛肃穆而悲壮，但瑞典人的心中充满了憧憬和自信：这一战，将在欧洲诞生一个令人惊羡的新兴强国。
出发前，古斯塔夫正在向军官下达指令，这时小公主克里斯蒂娜跑来了。她也想对大家发表一段讲话，这是她导师教给她的。但父王正在手忙脚乱地布置任务，一时没有注意到女儿。克里斯蒂娜感到自己被忽视了，就拉扯起父亲的外套，希望引起他的注意。古斯塔夫一回头，看到了女儿充满期待的眼神，顿时抑制不住自己的满腔父爱。他抱起了女儿，温柔地爱抚着，眼里饱含热泪。这一刻，他真希望时间能够停止。
6月27日，远征舰队在礼炮的轰鸣声和围观群众的欢呼声中起航了，士兵们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
第三节 孤身犯险
7月4日，瑞军在奥德河口的鲁登岛抛锚；稍事休整后，次日夜间在乌瑟多姆岛上的佩内明德登陆——这个日子说来也巧，整整100年前（即旧历6月25日，当时没有新历），德意志的新教徒向皇帝查理五世呈交了《奥格斯堡信仰告白》。7月6日，全军基本登陆完毕。为了预防敌人可能的袭击，瑞军拿起铲子，建起了防御工事。国王向士兵们发表演讲，激励他们的斗志：“不要害怕你们即将面对的敌人，他们就是你们曾在普鲁士击败的那帮人。前不久，你们的勇敢迫使波兰签下了6年和约。如果你们现在展现出同等的勇气和毅力，就会为福音教会。和我们的德意志弟兄争取到他们所需的安全与和平。”
应当说，刚刚踏上德意志的土地时，古斯塔夫是比较孤立的。他并没有事先组织好一个有效的同盟，甚至连法国的援助也没有落到实处。
法国和瑞典的立场是有差异的。首先，法国关注的重点是莱茵地区和意大利等，而不是北德和波罗的海，这是由其地理位置决定的，从古至今一贯如此；其次，“大国难测，以大结小，必有奸谋”，法国需要的仅仅是个给力的打手，而不是一个独立自主、讨价还价的谈判对手，这是法国作为一个强国的傲慢心理；再者，法国与巴伐利亚有着不可告人的勾当（详见下文），故而提出了只对皇帝作战而放过巴伐利亚的奇怪要求。瑞典外交官表示：“寡君可不是为了几吨金子而听任法国或其他国家的使唤。他一定要有自由的双手，他一定要以他认为合适的方式进攻奥地利。”至于对巴伐利亚网开一面的提议，瑞典嗤之以鼻。由于这一系列分歧，两国暂时没有定下协议，但有一点还是值得一提：当时法国正在挑拨斐迪南二世和天主教诸侯的关系，这间接减轻了瑞典的压力。古斯塔夫登陆德意志后的祈祷
开始，斯特拉松德很可能是瑞典的盟友。某些一无所有的流亡者也表达了对古斯塔夫的支持，例如前梅克伦堡公爵。套用一个经济学术语，这类人的特点就是“机会成本”低，已经不会再有新的损失了，一心一意追随古斯塔夫反而有机会获利。还有一些幻想飞黄腾达的投机分子或冒险家也来投奔，但这类人的力量暂时有限。相比之下，实力较强的新教诸侯都表现冷淡，尤其是萨克森和勃兰登堡的两位选侯。至于那位荷尔斯坦因公爵，他不趁机在瑞典背后捅刀就谢天谢地了！
荷兰的态度也不积极。由于布雷达陷落时，德意志新教诸侯没有帮助荷兰，所以荷兰现在也不想去帮助前者。再加上近年来，瑞典在波罗的海东部的势力显著上升，引起了荷兰的担忧（荷兰对待波罗的海国家的政策一贯是谁强就打压谁、谁弱就扶持谁。卡尔马战争时，瑞弱丹强，荷兰支持的是瑞典，而今时势异也），所以它也不想帮助古斯塔夫。
沙尔纳塞奉承古斯塔夫“在德意志就像弥赛亚一样令人企盼”，但国王对此却非常清醒：即便新教诸侯期盼一个拯救者，但由于腓特烈五世和克里斯蒂安四世的前车之鉴，他们再也不敢随便挑战皇帝的权wei了。在德意志之外，瑞典的外交团队甚至远赴特兰西瓦尼亚公国、克里米亚汗国、奥斯曼帝国、威尼斯共和国，但他眼下所能依靠的，只是自己的国家和军队。可是，即便谈到军队，古斯塔夫目前尚不敢自夸有“如入无人之境”的实力。所幸，帝国现因意大利战事分散兵力，瓦伦斯坦在雷根斯堡选侯会议上被解职，这两大变数为瑞典的行动创造了更为轻松的环境。
第四节 自毁长城
初，恰恰是天主教阵营的恐惧造就了瓦伦斯坦。丹麦入侵的消息刚刚传来时，巴伐利亚公爵唯恐蒂利独木难支，便提出了扩张兵力的要求，而当时斐迪南还要防范拜特伦在东线的威胁，无法抽出军队增援蒂利。正好，野心勃勃的瓦伦斯坦毛遂自荐，斐迪南便任命其为帝国军统帅。这个捷克人有再造德意志之心，其手腕和眼界超乎众人的想象。从提拔瓦伦斯坦的那一刻起，斐迪南就让自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如果不接受瓦伦斯坦，帝国可能会战败；如果接受了瓦伦斯坦，将引发更加强烈的敌对情绪。幸运的是，后一问题暂时没有爆发。
瓦伦斯坦“以战养战”的手段是强制性的贡赋。其军队所到之处，当地就要缴纳捐税。天主教联盟要求瓦伦斯坦只向新教徒索取贡赋，但他 “一视同仁”。这种贡赋看上去要比流寇式的劫掠更加合法、规范，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在帝国的体制下，一个军头随心所欲地伸手要税本身就谈不上合法，而瓦伦斯坦的索求毫无节制，他麾下的“丘八”更非善类，被盯上的地区只能痛苦地听天由命了。
早在1627年11月的米尔豪森选侯会议上，瓦伦斯坦就遭到了抨击。天主教选侯抱怨“领地的统治者现在受到了上校和上尉们的摆布，他们是不受欢迎的想发战争财的奸商和罪犯，违反了帝国的法律”，呼吁斐迪南停止新的征兵、削减瓦伦斯坦的兵力、取消军队不经当地诸侯的同意和管辖而征收贡赋之权。这一阶段，诸侯们主要是抱怨瓦伦斯坦的过火行为，请求皇帝予以纠正。由于丹麦战事尚未结束，他们一时还离不开瓦伦斯坦的战功，而皇帝也忽视了他们的抱怨。西班牙大使埃托纳侯爵观察到：“皇帝忽略了所有的警告，慷慨地让公爵（即瓦伦斯坦）变得过于强大，这会造成很多疑虑。他一刻不停地把自己展示为皇室忠诚的仆人，事实也确实如此，但前提是这不会干扰他现在的绝对权力。要是对他的计划稍有抵触，那就别指望他能放过你，因为他的性格可怕而又情绪化，常常控制不住自己。”
《吕贝克和约》后，瓦伦斯坦不仅不解甲归田，反而继续征兵。从军事角度看，这种做法自有必要：帝国军需要参加意大利战事，需要守卫北海，需要防御法国，还需要压制一大堆不安分的邦国。但是，天主教诸侯们是时候撤掉自己的“梯子”了。瓦伦斯坦比刀还狠、比冰还冷，他对诸侯的态度，就像他的士兵对老百姓的态度。他就是要征召越来越多的士兵，控制越来越多的帝国领地，只有这样，才能让大诸侯保持高压下的忠诚，才能在诸侯权力的废墟上建立新的帝国。他要让皇帝成为其国度的真正主宰，正如集权的法国国王和西班牙国王。他和蒂利虽同为帝国统帅，但本质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所代表的势力是诸侯。如果照着瓦伦斯坦的计划发展下去，他和蒂利的两支军队甚至都会走向对决。总之，这种要让神圣罗马帝国有名也有实的政治抱负触动了诸侯根本的利益，更何况他手握雄兵，具有实现理想的实力，这更让诸侯又恨又怕。他们对斐迪南说：“一种为推翻帝国古老而珍贵的制度的新型统治已经呼之欲出了。”
诸侯们抱怨瓦伦斯坦，瓦伦斯坦也抱怨诸侯。在《归还教产敕令》的问题上，他就持不同意见，认为这份敕令破坏了帝国的团结。瓦伦斯坦对宗教并不是特别看重，只要一个人能成为他的士兵，他不介意其信仰；只要诸侯保持对国家的服从，信奉新教还是天主教根本无所谓。他甚至对教廷也出言不逊：“罗马已经有100年没被洗劫了，它应该比以往富裕多了。”将帝国的团结和统一置于诸侯的利益与宗教的分歧之上，这一主张的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这种主张由恶名昭彰的瓦伦斯坦提出来，与之相伴的是无穷无尽的强制贡赋、焚烧的村庄和悲惨的饥民，在德意志人心中毫无吸引力。如果弗里德兰公爵善于争取人心而不是压制反抗，德意志的历史或许就会改变。
法国代表团这时正在雷根斯堡就瓦尔特琳山谷控制权、曼托瓦局势、洛林三主教区等议题与帝国展开谈判，顺便不忘挑拨选侯与皇帝的关系。7月18日，帝国军攻克并洗劫了曼托瓦城。消息传来后，法国使者非常震惊，急于在形势进一步恶化前解决这一问题。10月13日，双方代表达成了《雷根斯堡条约》，其中有法国不得为皇帝的反对者提供援助之规定。路易十三对这种没有得到授权的让步非常恼怒，他写信责骂道：“这份条约不仅背离了你们的权限，也背离了朕多次给你们下达的指令。它甚至包含了一些朕从未考虑过的条款，它们又是如此不利，以至于我都不想听人读出它们，除非是用极端不满的语气来读。”黎塞留也因为这次事件遭到了政敌的抨击。然而，也许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个令法国高层不满的和约居然骗过了斐迪南，让他产生了法国会退出德意志事务的错觉。也许，皇帝在《归还教产敕令》上不愿妥协，以及在瑞典登陆之初过于轻敌，就与这一错觉有关。等路易十三拒签《雷根斯堡条约》后，斐迪南才恍然大悟。所以说，这个条约有欲擒故纵之奇效。
黎塞留与美第奇太后在路易十三身旁争吵1629年12月，新任美因茨选侯安瑟尔姆·冯·瓦姆波德在梅根特海姆组织了天主教联盟的会议，声称“弗里德兰公爵至今已经让几乎每一位领地统治者都感到了极度的厌恶和冒犯”，第1次公开提出了将瓦伦斯坦撤职的要求。到了1630年夏的雷根斯堡会议（开幕的时间与瑞典登陆只差了几天），斗争已经白热化。
此前，皇帝和天主教联盟都对雷根斯堡会议表示欢迎，这毕竟是一个解决分歧的好平台。皇帝和所有天主教选侯都亲自到场。教廷、法国、西班牙、威尼斯、英国派出了外交观察团。萨克森与勃兰登堡选侯因为反对《归还教产敕令》而拒绝参会，但也派出了代表。参会者和观察家总计2000人。会议的大焦点——瓦伦斯坦没有出席。在皇帝到达雷根斯堡10天前，他退到了180公里外的梅明根。此时的斐迪南有求于人，他想让众选侯同意为西班牙提供打击荷兰的支援，也想让选侯支持他打击瑞典，更重要的是，他想在有生之年让其子（名字也叫斐迪南）被选为“罗马人的国王”（这个头衔等于是皇位的继承人）。选侯所关注的却是将瓦伦斯坦解职。7月17日，四位选侯通知斐迪南：其他议题都可以谈，但他们首先关注的是瓦伦斯坦。皇帝及其顾问多少有些吃惊，但不愿意就此屈服。他们花了3天时间准备了一份尖锐的答复，仅仅许诺将改善军纪。选侯们不依不饶，又花了10天时间准备下一份控诉书。8月1日，选侯们将文件递到了斐迪南的手中。皇帝被迫在选侯与爱将间做出选择。13日，他妥协了。弗里德兰公爵被撤职，其军队也被大规模裁撤（原则上是减少2/3）。而皇帝不仅什么也没有得到（选举儿子为继承人一事不了了之，天主教联盟也没有承诺支援西班牙），还损失了一位有能力使他巩固战果、统一德意志为集权国家的将领。同时，《归还教产敕令》的问题没有解决，新教阵营的怨恨不减反增。雷根斯堡会议留下的是权力的真空。
皇帝的顾问害怕瓦伦斯坦一怒之下会走向极端，所以尽可能地让解职令的措辞谨慎有礼，关键内容要像做语文阅读题一样恨不得从字缝里抠出来。这份解职令22日才送到瓦伦斯坦手中，但他早就从线人那里得知了此事。瓦伦斯坦冷冷地表示：“我发自肺腑地感谢他们在雷根斯堡的决定，因为这意味着我能逃出这个巨大的迷宫了。”
第五节 波美拉尼亚投降
古斯塔夫的登陆并不像二战盟军登陆诺曼底那样立刻造成轰动性的局势转折。天主教选侯逼迫斐迪南让步的时候，恰恰是古斯塔夫入侵之时，奇怪的是，前者好像一点都不紧张。他们似乎认为，战争仍然会像丹麦阶段一样局限于北德且迅速结束，他们集中在南德的领地可以安然无恙。但一年多以后，他们会后悔的。
分散在波美拉尼亚和梅克伦堡各处的帝国守军对敌人的来袭是知情的，因为瑞典之前的备战活动已经不是秘密，但他们并没有积极抵抗。当时奥得河一带的帝国指挥官是意大利人托尔夸托·孔蒂，他率军沿河南撤，驻扎于加尔茨和格赖芬哈根（如果把波美拉尼亚比作大脑的话，那么奥得河就是像一条脊髓，加尔茨和格赖芬哈根位于河两侧，如果控制了这两处，就掐住了这条脊髓）；副官费德里科·萨韦利率领另一路军撤往安克拉姆。为了不让瑞军在当地获得给养，孔蒂毫不留情地实施了焦土政策，使这片灾难深重的土地又增添了新的伤痕。相比于这种疯狂的行径，古斯塔夫在当地人的心中的确能算得上是一位温仁之主。他发布诏令和声明，让附近城镇和村庄的居民留在家中，不要担心被他的士兵骚扰，并拨出相当一部分军粮储备用于赈饥。
瑞典尝试将波美拉尼亚强行拉拢为自己的盟友。因为只有这么做，才能建立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基地。7月19日，古斯塔夫率9000人到达首府什切青，这座城市是奥得河一线的“首发站”，也是整个波美拉尼亚的“钥匙”。守将达米茨是一位勇士，但他必须要听从昏聩懦弱的公爵博吉斯拉夫十四世的命令。古斯塔夫要求与公爵面谈。在等待谈判的时候，国王与前来围观的当地群众谈笑风生，跟他们谈论参战的原因，不摆架子，赢得了人们的好感。
公爵带上一批卫兵和大臣，步履蹒跚地前往瑞典的营中，心中或许希望这种“深入虎穴”的勇敢举动能够为他挽回一些颜面。此前为了求得安宁，他曾屈服于瓦伦斯坦；而在瑞典国王面前，他同样力求中立而不得。古斯塔夫明确表示不能容忍波美拉尼亚的中立：“我是作为朋友，而非作为敌人而来。我不是向波美拉尼亚开战，也不是向日耳曼帝国开战，而是与这两者共同的敌人作战。在我的手中，这个公国将会神圣不可侵犯。战争结束后，公国自会归还与你，我就明确告诉你这一点。看看帝国军队在你领土上留下的痕迹，再看看我的，再来判断皇帝和我谁是你的朋友。如果皇帝成为你的首府的主人，你又能指望得到什么好处？他会比我更宽大地对待你吗？还是说，你下决心要阻止我的前进？时间紧迫，立刻决定吧，不要逼我使用更暴力的手段。”看到公爵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古斯塔夫越说越来劲，继续补充道：“晚上快到了，请允许我提醒你一句，并不是所有犹豫不决的人都有资格成为费边 公元前3世纪的古罗马执政官，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以拖延战术应对汉尼拔。。”公爵无奈地叹息：“天啊，你想怎样就怎样吧。”
当晚，古斯塔夫志得意满，返回了舰队中。他说：“部下们都在水中，身为将领怎么能流连于岸上呢？”
经过谈判，瑞典与波美拉尼亚公国签订了《什切青条约》（依据原有落款，该条约批准于旧历8月30日）。主要条款如下：
古斯塔夫麾下的雇佣军，上方的德语意为：
“800名爱尔兰人以这样的装备到达什切青。” （1）由瑞典国王指导波美拉尼亚的防御和军事活动，对战争所需的一切事务拥有绝对控制权。波美拉尼亚公爵允许瑞军进驻公国境内的地区、城镇、堡垒和关隘，直至战争结束或令人满意的和约签订为止，民政、警务、司法等权力仍由公爵保留。瑞典的军舰亦有通航、过冬、宿营之自由。
(2)守军和居民之间产生的误解和纠纷由联合委员会裁定，委员会中瑞典和波美拉尼亚代表各占一半。士兵应遵守法律，不得索求无度。
(3)鉴于瑞典为援救并保卫波美拉尼亚产生了巨大的开销，公爵允许瑞典在河流和港口征税。征税以公爵的名义进行，但由瑞典国王处理。税收的4/5交给国王，1/5交给公爵。
(4)瑞典国王要求公爵及等级议会承担动员骑士与居民之责。公爵咨询议会后，原则上同意了这一要求，但鉴于实际操作中的难度，遂以每年支付20万塔勒替代军役。
这份条约是完全有利于古斯塔夫的。只是从短期看，这种逼人签订城下之盟的行为有损他在其他新教诸侯眼中的形象。勃兰登堡选侯担心古斯塔夫对他的损害可能会超过《归还教产敕令》——皇帝要剥夺的只是教产，瑞典人要抢走的是整个邦国。
事后，博吉斯拉夫诚惶诚恐地写信请求皇帝的原谅，并指责正是因为帝国将领的撤退才导致波美拉尼亚孤立无援，同时还批评了帝国军队烧杀抢掠的恶习。斐迪南一怒之下，命令那些将领把波美拉尼亚人按叛徒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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