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尔•帕尔文（Phil Parvin）

当代政治哲学的专家。伦敦经济学院博士，英国拉夫堡大学政治和国际研究学院高级讲师。曾任剑桥大学利弗休姆政治和国际研究系职业研究员，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研究员；曾任教于伦敦玛丽皇后学院和伦敦经济学院，并两次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拉夫堡大学公共生活研究小组主席。研究方向主要在自由、正义、民主、多元文化以及政治游说的理论和实践等方面。主要著作有《卡尔•波普尔》（Continuum）、《政治哲学：一部完整的介绍》（霍德出版社）、《卡尔•波普尔：德性与传统》（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
译者简介

莫昕

现居加拿大。北航英语专业学士，后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学习。爱好翻译、文学、社科。曾获第五届《英语世界》翻译大赛优秀奖。《英语世界》的合作译者。译有《无法翻译的世界之诗》《岁月》《未知的宇宙》等。

卡尔•波普尔（1902-1994）为人所知的是他对科学哲学和观念史所做出的贡献。波普尔思想的元素具有清晰的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的特征。然而，他的政治学却显然是社会民主政治学。他的开放社会的理想不是一个自由市场的乌托邦，而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在其中各色各样的人们进行建设性的对话交流，寻求解决共同问题的政治方案。
如果波普尔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传统都做出了重要而持久的贡献，那么，不加鉴别地给他贴上保守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的标签则是错误的。事实上，波普尔作为学者，并没有被某一个特定的视角或方法所束缚，他在相当范围内的不同领域都做出了贡献。我们正应该从这个背景来理解波普尔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的贡献。

学术生涯

卡尔•波普尔是20世纪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的影响跨越诸多学科，著述涵盖多个复杂的门类，如数学与科学哲学、音乐、历史、心理学、政治学、逻辑学和认识论等。他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家，尽管他针对柏拉图、黑格尔等思想家所谓的极权主义倾向，为个人自由进行了著名的捍卫，长期以来为西方政治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将对历史主义的批评作为一种理解方法，不仅包括对哲学、社会和政治的理解，也包括对音乐、科学和历史本身的理解。对于在这些领域内如何进行辩论也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他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适当行为的观点，仍然是20世纪对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他将这种方法应用于包括政治学在内的人类探究的各个方面，为理解政治和社会，以及哲学的适当目标，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具有启发性的方法。
尽管如此，波普尔仍然是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个边缘人物。当代政治理论家们很少提及他的观点，甚至也很少鼓励学生们研究他。
波普尔是具有争议性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与《历史决定论的贫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两本著作是他对社会和政治理论所作出的著名的贡献，引起了许多哲学家的愤慨，也招来其他哲学家的嘲笑。他的书被批评为缺乏学术精神，因为他诋毁了西方文明史上一些受尊敬的思想家的名声，他为简单化的自由主义民主的资产阶级霸权辩护，反对更激进的社会和政治观点。波普尔的政治思想源自一种与当时的许多政治哲学都不相容的深厚的哲学理性主义，也发源于一种信仰，即相信我们需要社会和政治理论对立法者和政策制定者起到实际的帮助。这种理论与众多分析性的政治哲学家中流行的理想理论化，以及许多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的抽象主义背道而行(如今仍然如此)。但是，他的思想也发源于深刻而清晰的道德意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写作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正濒于落入法西斯主义的魔爪，该书完全代表了对西方文明及其得以建立的价值观的哲学性捍卫。它代表了对自由、平等和民主的价值观的辩护，代表了对那些以民族团结、稳定或全民利益为名而否认这些价值观的人发起的一场毁灭性的、直击要害的攻击。波普尔的语言往往是犀利的，他的论证无法以学术界的传统标准来衡量，他的攻击是有针对性的、破坏性的。他的开放社会承诺清晰有力、坚定不移，对于古往今来那些他认为给纳粹、法西斯提供了哲学工具，为他们的罪恶辩护的人，他的仇恨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他的著作问世时引起如此争议，这么多的当代哲学家面对他的著作不知如何回应，这也就并不奇怪了。他的政治药方无法轻易地与任何政治意识形态相联系，尽管政治领域内持各种观点的思想家都试图把他归为自己一派。他的认识论观点也将他置于了解社会和政治的众多主流方法之外。波普尔对政治思想的贡献是具有独创性的、有争议的、有缺陷的，却是十分重要的。它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却仍然被社会和政治理论家所忽视。在下面的章节里，我们将更加清楚地看到波普尔对政治、社会和哲学的论述，他所引发的争议，以及他的主张对当代社会及其问题研究的持久的影响。

早年生涯

卡尔•波普尔的一生始于接近哈布斯堡王朝尾声的维也纳。当时，这座城市是一个庞大的多民族帝国的首都，民族主义正成为奥地利政治中一股日益显著和重要的力量。在1867年至1879年间，奥地利自由主义完成了大批积极的社会和政治改革措施，包括经济现代化和公共教育推广，这将深刻地塑造波普尔后来出生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然而，它也遗留下了一个将会笼罩波普尔世界的黑暗传统。奥地利自由主义具有同化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特征：完全的公民权仅限于那些“展现了德国公民的坚实品格”的人。维也纳当时是“欧洲同化比率高的城市”，“在欧洲城市中犹太人归信基督教的比例高”，部分原因在于许多犹太人普遍感受到反犹太主义的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奥地利自由主义沦为德国民族主义，因为自由主义者试图将日益支离破碎的中产阶级在一个源自种族划分的崭新而本能的政治愿景下统一起来。这个愿景变得越来越强大，对像卡尔的父母西蒙和珍妮这样的犹太人——特别是像他父亲这样的犹太移民(珍妮•波普尔出生在维也纳)——的生活和利益则越来越不利。与众多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其他犹太人家庭一样，波普尔一家与犹太社区断绝了关系，并在1900年转为路德教派。但尽管如此，尽管他们也接受了德国文化的职业道德和价值观，波普尔一家和大多数犹太人一样，仍然从未真正被主流社会衷心接纳。早期的自由主义观点认为，一个人通过文化适应和努力工作，可以获得“好公民”的品质。然而这种思想似乎已经被新近对种族划分的诉求所取代。于是，犹太人闭关自守，生活、工作、社交、婚嫁，都在一个具有广泛凝聚力和普遍排外的社区之内进行。
当时的维也纳也是激进的进步运动的发祥地。波普尔一家与其中许多重要的成员在相同的圈子里活动。甚至在波普尔出生之前，激进的进步派就已经“背弃了主流自由主义的社会保守主义，为工人寻求出路。他们在开明的官僚主义的支持下选择了一个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联盟，促进社会立法、经济现代化和科学教育”。他们寻求新的左派议程，向奥地利自由主义挑战。他们相信科学和“社会技术”能够解决贫困和贫富之间资源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因此，他们认为，社会公正需要对这些问题(及其解决方法)的科学理解。他们于1891年成立了维也纳费边社费边社(Fabian Society)是英国的一个社会主义团体，成立于1884年，由一群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发起。奉行的思想被称为费边主义(Fabianism)，又称费边社会主义(Fabian Socialism)。费边社的传统重在务实的社会建设，倡导建立互助互爱的社会，其实质在于把资本主义社会传统的自由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相结合，从而推行和平宪政和市政社会主义的道路。主张通过渐进温和的改良主义方式来走向社会主义，并强调通过教育的途径让权力回到知识精英的手中。译者注。，1896年又成立了社会政治党，并利用这些组织及其他论坛来倡导全面男性选举和福利改革，反对天主教、反犹太主义。
因此，1902年7月28日卡尔•波普尔出生时，正是处在这样一个在政治、社会、经济和宗教方面各自分野的帝都，在这样一个刚刚归信基督教的家庭，他的父母为了获取成功放弃了自己的宗教、接纳主流文化，却仍然被在很大程度上反犹的主流社会疑心猜忌。尽管如此，波普尔的父母仍然成功地爬上了维也纳社会的上层。西蒙•波普尔(Simon Popper)是一位高薪的律师，他和妻子、两个女儿及刚出生的儿子住在一套有20个房间的宽敞公寓里。这里足够容纳他们一家五口、他汗牛充栋的藏书、他的秘书和仆人，以及他所经营的各个慈善机构。在他的自传中，波普尔形容他的父亲“更像是一个学者，而不是律师”，父亲对诗歌、历史和哲学都很感兴趣，他的藏书浩若烟海，书房里摆不下，只好摆放在公寓里的其他房间，多达14000册书籍，包括柏拉图、培根、笛卡儿、斯宾诺莎、尼采、洛克、康德和密尔的作品，以及“德国、法国、英国、俄国和北欧文学经典作家”的作品；还包括大量的历史文献、古典著作、当代哲学和文学以及近的维也纳政治、社会改革和心理分析出版物；还有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著作。
波普尔的家人以及他父母所参与的进步运动的成员，对他多加鼓励，令他很小就开始学习知识、学问和文化。他形容自己是一个“书呆子”，“相当死板”和“多愁善感”。从很小开始，卡尔就迷上了哲学问题，他对这些问题的探寻也得到了鼓励。他写道，在8岁时，无限性就令他穷思竭虑。在12或13岁时，他开始探究“达尔文留下的关于生命起源的问题，以及生命是否仅仅是一个化学过程等问题”。他声称在15岁时，偶然发现了一个后来预示他重要、成熟的哲学体系的观点：“本质主义的问题”(problem of essentialism)。
波普尔形容他的学校生活“无聊透顶”。尽管他的老师尽了大的努力，他还是发现那些课程只不过是“好几个小时的酷刑”和“浪费时间”。出生于重视批判、思考传统智慧的家庭和社会环境，波普尔讨厌教师“填鸭式”的教学方式。他寻求一种更具反思性和互动性的学习方式，这样的方式允许学生培养出批评和鉴别的能力，而不是不加批判地接受老师教导的一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的几年，这个观点得到了强化，因为他开始对自己当时所持的许多观点提出了质疑。
战争爆发时他12岁。他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家里的一位朋友亚瑟•阿恩特(Athur Arndt)是个社会主义者，经常带他去参加一元论者协会的会议。这是一个进步社会主义者的协会，致力于“哲学、教育和法律的科学化改革”。卡尔在这里了解到了进步派的事业，参与讨论政治改革。波普尔与那些一元论者们在一次远足时，第一次听到了弗朗兹•费迪南德大公被暗杀的消息。一周后，在他的生日那天，战争爆发。这场战争对奥匈帝国和波普尔都具有深厚的、不可逆转的影响。战前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分歧(存在于贫富、犹太人少数派和基督徒多数派、自由派和进步派之间)进一步恶化，并成为政治问题。其结果是，维也纳社会变得更加四分五裂，反动加剧。战争开始变得白热化，移民(其中许多是犹太人)涌入奥地利。反犹太主义兴起，犹太难民被大众视为寄生虫。严重的粮食和燃料短缺加剧了社会的紧张局势，终导致了罢工和示威。社会和经济混乱，加上前线的巨大失利，共同造成了局面的动荡。到1918年10月签署停战协议(标志着哈布斯堡王朝的结束)，维也纳社会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当时的年轻人变得越来越政治化，卡尔•波普尔也不例外。几乎就在波普尔反抗奥地利学校制度所代表的权wei的同时，他也对那些主导当时政治话语的思想发起了反抗。1918年，波普尔离开了学校(违背了父母的意愿)，在维也纳大学成为一名不在册的学生。他也开始参与学生和青年政治活动，衷心支持以共产主义为手段来终结冲突、贫穷和普遍的社会动荡。然而，他对共产主义的这种同情注定将是短暂的，在1919年一次由像他一样的共产主义者组织的学生示威中熄灭了。在这次示威中，一些学生被警察枪杀。在《无尽的探索》(Unended Quest)中，他写到他“被警察的暴行震惊，也被我自己震惊。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也负有部分责任——至少在道义上。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深化阶级斗争以加速社会主义的来临。其论点是，尽管革命可能会牺牲一些人，但是与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相比，资本主义会牺牲更多的受害者”。枪杀事件发生在波普尔17岁生日前几天，他声称到17岁时他就成了反马克思主义者。“我意识到了其信念的教条化和它惊人的知识分子式的傲慢。”他写道，“妄称自己具有某种知识，称这种知识使自己为了一个不加辨别而接受的教条，或者一个在当时的条件下可能终不可实现的梦想，而有义务以牺牲他人生命为代价，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这对于一个勤读多思的知识分子来说尤其是一种压抑，因为陷入这样一个陷阱令人非常沮丧。”波普尔开始“厌恶”他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朋友和同学的知识分子式的自以为是，他们几乎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就是工人阶级的未来领袖”。他说，他们“没有特殊的知识才能，他们所能声称的理论只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某种熟悉——尽管甚至算不上是完整的认识，当然也不是批评性的认识”。
在这些话语中我们或许可以窥见他未来思想的影子。在《无尽的探索》中，波普尔赞扬了维也纳的工人和他们的政治运动，同时否定了“他们的社会民主领袖的极端错误的历史主义观点”。他们的领袖能够在他们心中激发出一种感觉，即他们要履行的使命的重要性不啻要把人类从贫穷、饥饿和压迫中解放出来。这个运动以工人受教育为前提——提供个体“解放自己，从而解放全人类”所必需的知识资源。将教育建立起来，使之成为全民都可以获得的东西(无论贫富)，这一直是波普尔所持有的进步目标。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主张国家提供全民教育。因此，自由和平等可以由国家制度来保证，使人民有能力将自己的生活(和政治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个观点继续存在于他后来的著作中，并形成了他对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以及他认为它们凭以建立的历史主义学说的批判中的一个重要主题。通过知识解放自我，通过人类能动性——对贫穷、不公正和压迫的憎恨——进行社会改革，波普尔认为，在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仍然保有以上这些观点。

学术生涯
早年生涯
教育学院
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
“战斗书”
后期生活
波普尔的思想
波普尔的认识论
从科学到社会科学
从社会科学到政治学
开放社会
波普尔哲学的反响和影响
波普尔、伯克，以及推理的易谬性
激进的政治学、激进的哲学
波普尔与新右派的兴起
关于意识形态的最终结论
波普尔哲学的当代关联性
结论

参考文献
名词索引
英文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