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产业一大板块的艺术及艺术品市场,在满足人民群众物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小到一张邮票和一枚钱币,大到一幅中国画和一座雕塑,在收藏过程中,人们细细把玩和倾情观赏,无不给大家带来心情愉悦和精神享受,艺术品收藏成为富起来的中国社会的一个独特现象,值得好好研究。
本书作者大多是活跃在祖国各地高校从事艺术品市场研究的专家学者和艺术市场相关机构的老总,他们对中国艺术品市场用心倾情、了然于胸,聚焦发力、贡献价值。尤其可贵的是,作者亲身经历、真实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尤其迈入21世纪以来中国艺术品市场蓬勃兴起、变化发展、起伏跌宕、走向成熟的历程,对艺术及艺术品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承担使命责任、促进人心相通等方面具有深刻感悟。本书精选了作者近年来关于艺术品收藏、艺术品拍卖、艺术基金、艺术金融、艺术指数、艺术电商、艺术品保险和艺术金融科技等艺术市场主要新业态及其发展方向的研究文章。
新时代加快推进艺术品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思考
荣跃明(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上海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党的十九大有一个重要论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要变化,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近年来,伴随广大人民群众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且日趋多样化,用艺术品装点生活和工作环境、去美术馆和博物馆观赏艺术品成为时尚,进而引发艺术品收藏和交易热持续升温,不仅推动了艺术品消费需求迅猛增长,也吸引了大量资本进入艺术品领域进行投资或投机。但是,目前艺术品产业和市场发展存在着一系列令人担忧的问题。例如,在艺术品交易中,因不具备艺术品真伪鉴别的专业技术能力,普通艺术品爱好者和非专业艺术品交易参与者普遍忧虑可能遭遇假拍和拍假;艺术品金融化有助于增强艺术品的流动性,让艺术品走近大众,同时也能使大众更好地欣赏和理解艺术品,但我国艺术品金融化早期阶段缺乏有效规制,投机风行,泡沫严重,累积大量风险,亟须整治。上述现象表明,我国艺术品产业发展不平衡和市场有效供给不充分,难以满足广大民众日益增长的艺术品消费需求。因此,加快推进我国艺术品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势在必行。
一、中国艺术品产业的悠久历史
(一)有关艺术品研究和记载的历史
距今1000多年前,唐代张彦远有《历代名画记》传世。中国古代关于艺术品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体现出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知识旨趣和特征。百科全书作为一种工具书,在西方起源于古罗马时期,1500年前,普林尼编撰《博物志》被认为是按知识分类集成各种知识最早的百科全书。在中国,孔子是对中国知识发展具有重要贡献的古代哲人,史传孔子编《尚书》,这是一部先秦三代的官方文书集成;而老子是王家图书馆馆长。从“图书”这一名称上可以发现。图书不只是指文字写成的文献,也包括图画。汉字作为一种象形文字,最初是从图像发展而来。在中国艺术品中,书法是一个大类,这是西方艺术品中所没有的。
中国的知识分类概念和体系与西方不同。中国官方的知识分类实际上是一种按文献性质进行分类的方法,所谓“四部”,即经史子集,就是一种文献分类方法。从汉代起,中国开始形成一种集成知识的新方法,称之为“类书”。当时为君王统治需要,就有人通过辑录各种文献中的相关内容,按类型编成类书。有学者认为我国古代类书之祖,当首推魏时之《皇览》。就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载:魏文帝曹丕时“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丛,凡千余篇”。此书早已散佚,后世虽有一些辑佚本,但所存不多,难窥全貌。历代编纂的类书,计有600多种,大多也已散失,2010年左右存世者有200种左右。按照取材范围,大致可以分为综合性类书和专门性类书两种。
从功能上看,类书是一种知识集成的工具书,专门为皇帝服务。皇家收藏各类图书中也包括各种艺术品,这在中国历史传统悠久。《石渠宝笈》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宫廷编纂的大型著录文献,共有三编,由乾隆皇帝命令大臣编纂,初编成书于乾隆十年(1745年),共44卷;二编成书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共40册;三编成书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共28函。《石渠宝笈》著录了清廷内府所藏历代书画藏品,分书画卷、轴、册九类,收录我国上迄魏晋、下至清初近2000年书画名家最优秀的书画作品达1.2万余种。作为我国书画著录史上集大成者的巨著,负责编撰的人员均为当时的书画大家或权威书画研究专家,自清乾隆八年开始编撰,直到完成,耗时74年。全书修编定稿后,即指定专人以精整的小楷缮写成朱丝栏抄本两套,分函加以保存,一套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一套现存中国台北。“石渠”一名,典出《汉书》。西汉皇家藏书之处称“石渠阁”,在长安未央宫殿北。乾隆帝以“石渠”为内府书画著录命名,表现了对古代文化传统的景仰和追溯。故宫举办的《石渠宝笈》特展,就是按照《石渠宝笈》著录的故宫收藏的古代艺术精品大展。
(二)中国古代艺术品的流通
中国古代艺术品的流通主要是围绕皇家收藏而形成,民间虽也有收藏和流通,如逢年过节,需要张灯结彩、贴门联窗花等,但依靠民间力量要很好地保存这些艺术品实属不易,因此主要是以民俗民风的方式代代相传,而且民俗民风传承中也体现出了中国人的艺术观和审美价值,包括一套艺术生产的方法,但却与皇家传统不同。皇家收藏体现了统治阶级对于艺术的意识形态观念、价值取向和审美标准,这对中国艺术发展影响至深,而民间的艺术观念和审美价值虽也影响艺术的发展,但总体上不如皇家传统影响大。
由于皇家的收藏传统,中国古代艺术精品传世很多。实际上,皇家收藏流传下来的古代艺术品,代表了“艺术”官方或者说正统的意识形态和审美趣味,还只是现存中国古代艺术品中的极少部分。中国古代艺术品品类繁多,书画只是其中的一个品类,还有陶瓷、玉石珠宝、青铜器皿、碑刻、摩崖造像、石雕、木雕、漆器、刺绣等各种品类,上述所谓品类只是古代艺术品所使用的材质,如按艺术品的性质来分,是另外一种分类方法。比如,古代有不同材质制成的礼器,青铜礼器是一个大类。这一类艺术品古代民间已有收藏,主要是通过盗墓掘得的。近代西方考古学及其方法传入中国后,考古挖掘成为一种合法文明的掘墓方式,更多埋藏于地下的中国古代艺术品重见天日。中国有厚葬传统,王公贵族希望死后也能像生前一样享受荣华富贵,因此,墓葬中有大量冥器,其中就有使用各种材质制作的艺术品。最典型的是秦始皇墓。至今,秦陵没有全部挖掘,只是在周围挖掘了一部分,墓室的主体部分没有动。但仅仅是在周边一号兵马俑坑里出土的随葬物品中,发现的兵马俑就有8000多件,包括青铜兵马车。
除意识形态功能上比较重要的古代艺术品外,古代还有一些艺术品纯粹是为了赏玩,虽然意识形态和政治功用有限,但作为一种审美趣味,代表了社会上层的生活方式,具有社会分层区隔的表征功能。晚明文震亨撰《长物志》,长物,本乃身外之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则凡闲适玩好之事,自古就有雅俗之分,长物者,文公谓之“入品”,实乃雅人之致。可以看出,日常生活的艺术化,实际上在古代上层社会文人士子的生活习俗,因而是一种普遍现象。
蒙元时期,马可·波罗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文物风情,为西方想象中国提供了基础。以后,特别是晚明清初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后,西方对于中国尤其是艺术的认识开始深化,有不少被介绍到西方,其中包括绘画、瓷器和园林艺术等。19世纪,中国封建王朝日趋衰落,西方殖民势力侵入中国,大肆掠夺中国古代艺术品。坊间有一种说法,仅散失在全世界各地的中国古代艺术品大约有2亿件之多,这是多大的一笔财富。不管这些艺术品是由什么样的方式流布世界各地,实际上都是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三)艺术品消费
虽然在中国古代皇家艺术是主流,艺术家和工匠一般依附于权贵阶层,但是两宋时期中国城市商品经济已很发达,《清明上河图》详尽清晰地描述了当时的市镇商业状况。由于战争和改朝换代,古代流传下来的艺术珍品不断散失,同时,皇室也不断向民间征集古代艺术珍品。皇室在搜罗艺术品过程中自有皇室艺术的审美标准,于是就有仿制艺术品即赝品在市场上流通。《长物志·卷五书画》:“金生于山,珠生于渊,取之不尽,尤为天下所珍惜,况书画在宇宙,岁月既久,名人艺士,不能复生,可不珍秘宝爱?一入俗子之物,动见劳辱,卷舒失所,操揉燥裂,真书画之厄也。故有收藏而未能识鉴,识鉴而不善阅玩,阅玩而不能装褫,装褫而不能铨次,皆非能真畜书画者。又畜聚既多,妍蚩混杂,甲乙次第,毫不可讹。若使真赝并陈,新旧错出,如入贾胡肆中,有何趣味!所藏必有晋、唐、宋、元名迹,乃称博古;若徒取近代纸墨,较量真伪,心无真赏,以耳为目,手执卷轴,口论贵贱,真恶道也。”《长物志》是一部笔记,所记载的是晚明时期的艺术品收藏、交易和鉴赏情况。实际上,皇家收藏的传统历史悠久,而艺术品的流通和消费则依赖于商品经济的发达。
(四)艺术家的生计
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随着艺术品的流通和消费,发展形成了多种艺术赞助模式,而每一种模式的形成都与这一社会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和艺术发展状况直接相关。中国艺术史上的赞助模式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围绕权力中心的宫廷赞助模式;另一种是地方上的赞助模式。所谓地方上的赞助模式,赞助人可能是达官贵人、门阀士族,也可能是地方上的一些大家族,这些大家族中可能是高官,也有大文豪或者大商人。与西方不一样,欧洲在15世纪前,宗教势力具有统治地位,大量流传至今的艺术品多具有宗教内涵,而且主要保存在教堂里,当时的赞助形式,有很多是商人作为自我救赎的形式向教皇或主教的捐赠。与西方赞助模式的明显不同在于,西方教堂有记录当时财务状况的完整档案,因此,当时的赞助人、艺术家与某件艺术品的关系都有完整记录。在中国,地方上的达官贵人、富商与某件艺术品及其作者的相互关系,主要是以书画作品上的题跋记录来体现的,但这里很少有与报酬等财务等相关的信息。从经济上研究中国艺术品的赞助模式还需要综合挖掘其他材料,如笔记、墓志铭、方志等各种材料。
南宋时,中国已有靠出卖自己作品谋生的专业艺术家,据《长物志》记载,当时就有艺术品商店。但总体看,艺术品不是大众消费品,也不是生活必需品,因此,职业艺术家很难靠在市场上直接出售艺术品来谋生,一般都是以委约的方式接受赞助人的赞助,为赞助人进行创作,其中会有大量的命题创作。这样的赞助模式导致了几个结果。第一,赞助人对艺术品创作影响很大,包括在题材选择、风格、审美趣味等方面的影响,对一个时期的主流艺术风格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如台北故宫所藏《春山图》题跋上有元未杨维桢(1296—1370,元末明初著名诗人、文学家、书画家和戏曲家)题词,但这幅作品究竟是谁创作的,现在仍有争议,尽管杨维桢也是一位造诣深厚的画家,但这幅画作中有一些技法运用令人困惑。因此有人推测,杨虽是有声望的大画家,但索画人太多,无法应付,所以可能是找了一个无名画家帮助他完成这幅画。这表明,赞助人有可能提出了一些要求。这也就是人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流传至今的魏晋时期的艺术品大多是唐以后艺术家对古代作品的临摹,如顾岂之的《仕女图》,这也是中国画赝品特别多的原因。第二,在赞助模式下,虽已有职业艺术家,但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受到很大限制,这对艺术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中国艺术品产业发展现状
(一)改革开放初期的国内艺术品市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三大改造”,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时代,艺术品市场消失了。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呈现为短缺经济,整个国家的经济始终处于为解决温饱而运行,艺术品消费被看成一种剥削阶级的享受,与一般人民大众没有关系。当然,新中国也继承了一批历代流传的艺术品珍宝,这些都属于国家和全体人民,是公共艺术品,为国有的中央和地方各美术馆、博物馆所收藏和展示。而民间的个人收藏不能进行流通,除非捐献给国家。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国内不存在艺术品市场,因为没有艺术品交易。1978年,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推动了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特别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我国经济增长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尽管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但对国内艺术品市场的恢复来说,经济增长和人们收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前提条件。借助改革开放,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推动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艺术品消费的形成。当时北京荣宝斋、上海友谊商店艺术品部等古玩商店,已有面向海内外收藏者的服务,主要出售仿制古董和艺术品,其中有一些是各博物馆剔旧的真古董和艺术品。
(二)画廊业与艺术品产业
改革开放初期,海外画廊以外商投资方式进入中国大陆,主要是在北京和上海开设画廊,由此推动了国内画廊业的恢复性发展。画廊业在中国的复兴,对推动艺术品产业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海外画廊进驻中国,带来了新的经营理念和方法,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影响很大,同时也推动了中国艺术品产业的发展。根据雅昌的数据,全国目前有画廊几万家,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成都、重庆等一二线城市,对推动艺术品成为一种重要的生活消费品,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M50与798:艺术品产业的升级演化
在画廊业的影响下,艺术家开始集聚在某一地区从事创作生产,成为当代艺术品产业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在上海,20世纪90年代初期曾经出现过所谓“画家村”,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画家,后来一些艺术集聚区开始形成。例如M50,当时类似的艺术集聚区有好几处,泰康路的田子坊也是其中之一,还有位于提篮桥的大名创库,等等。同一时期,北京也出现了798艺术创意园区,由于有尤伦斯中心的入驻,798由此成了引领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中心。
艺术品产业的传统市场结构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主要由画廊和消费者双方组成,画廊作为艺术家的代理者与消费者进行交易,而艺术家并不直接面对市场,也不会影响其作品的价格。但是,艺术集聚区的出现开始改变了这样一种单纯的市场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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