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著名历史学家杨念群教授，《何处是“江南”？》之后，另辟新径之作——
跨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等多元领域，融入对五四重要议题的全新思考，展现新锐的史学前沿研究。
2、五四一百周年纪念热潮中的理智冷静之作——
有意淡化纪念五四的仪式感，反对老调重弹、拘泥旧话题的“纪念史学”套路。
3、重新定位五四，发现斑驳多彩、异常复杂的历史真相——
把五四放在由清末变革，到民初社会革命，直至20世纪40年代的历史长程中，进行重新定位。将五四视为上承民初政治改革危机，下启社会变革风潮的重要历史环节。以关注历史运动的动态视角，呈现五四丰富的意义。
4、探索五四的另一面：社会变革风潮——
创造性地指出，五四除了是一场“政治事件”和一种“个人自由觉醒”外，它掀起的社会变革风潮也不容忽视，甚至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深究五四时期“社会”观念如何产生，各类社会改造组织纷纷涌现的原因，发掘长期为人忽视的重要历史遗产。
5、关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抉择——
以康有为、梁启超、胡适和毛泽东为代表，勾勒出不同类型中国近代知识群体的面貌。从近代知识人不同活动区域和地方思想传承路线的角度，比较他们在思想和行动上产生的差异。
6、纵贯古今，理清中国现代历史转型的内在逻辑，发现有生命力的中国传统价值——
将五四前后涌现的各种概念、主义、思潮，置于中国具体的历史状况中进行分析，以此剖析五四后兴起的各类“主义”的思想来源，并考察它们和传统价值之间的关系。
7、五四研究面面观——
清晰梳理、有力反思既往各流派五四研究的各种观点。分析不同研究观点的形成原因，解码隐藏在观点背后的不同意识形态动机。
8、拓宽研究视野，为政治史注入新的活力——
充分考虑政治与各类社会文化因素的关联；尝试打通“思想”争论与基层实践的关系，探寻群体政治行动的逻辑。
本书引入了五四的社会改造面相，指出当时涌现出的各种“社会改造”构想是五四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作者将五四看作一场具有多维试验角度的社会文化运动，同时，通过把五四发生及延续的时段拉长至20世纪40年代，深度考察了五四一代成长起来的“新青年”面对各种时势变迁做出的反应和抉择。
“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分野与抵牾
“个人主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时期横空出世，风靡一时，五四新青年凭借一腔热血和蓬勃激情，以冲决旧网罗的搏命姿态，高扬个人自由与个性解放的价值，的确为那些长期遭受传统体制压抑的人打开了一扇祈望自由的心门。可是时隔不久，“个人主义”就令人不可思议地遭到了冷遇，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症状。我以为，“个人主义”尴尬遇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论者在解读“个人主义”内涵时，仅仅集中诠释其在西方文化中的原生意义，而没有考虑西方“个性”自由理念与中国注重群体意识的传统观念之间肯定存在冲突。除此外，“社会主义”思潮的崛起造成的强劲冲击亦应是“个人主义”渐趋边缘化的重要因素。
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思潮对“个人主义”的猛烈扫荡，很大程度上是现实蕴育的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资本主义列强内部的急剧分化，直接导致了中国国内“社会改造”思想的流行。这已是众人皆知的常识，在此无须多论。我这里想要表达的意思是，“社会主义”蕴含的思想内容，从表面上看，似乎纯粹是西方的东西，可细究其中的运思逻辑，却又恰恰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
“社会主义”者所关心的诸如“财产的公平分配”“寻求平等正义”等话题，在中国古代思想中亦时有显现。如果从“公”“私”分野的角度观察就更加清楚，《礼记 · 礼运》篇所揭示的“天下为公”思想，从经济上而言就有“平分”财产的意思，与私人占有的邪恶相反，构成公平、公正与私有、奸邪之间的对立。“大同”世界的“公”是指共同体内“平分”的终极状态，具有道义上的终极原理性。
古代中国人一般遵从个人的自然欲望要服从社会性欲望的教条，“自私自利”的行为因与公共利益相违背而遭到摒弃，这是从“个人”与“社会”伦理秩序的角度立论。还有一个与之并列的经济维度需要注意，因为无论是“公”还是“私”，都涉及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私利”和“公益”也是相对立的概念，一个人不能只顾及一己之利，还要想办法为社会利益贡献力量。所谓“天下之公”本身就包含着平等分配经济产品的考量，也可以引申出经济上限制个人私利的意思。
在政治上，普遍的“公意”不承认个人之“私”的合理性，最终形成反专制的国民自由平等的逻辑。在经济上，对“公意”的强调，则导向了平均分配的民生主义，由“民生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自然顺理成章。正如沟口雄三所言：“天下之公概念的发展这一思想状况易于朝向民生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易于与传统思想相结合，或者甚至可以说，中国天下之公的传统因其包含着天下整体性，本来就是社会主义的。”
尽管如此，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刺激，中国传统中蕴含着的有利于“社会主义”引进和发展的元素也许很难立刻发生作用。五四时期学人对此颇有自觉，有人就感觉到，“个人主义”是18 世纪的产物，只适合18 世纪的情况，到20 世纪则会带来痛苦和悲惨，“社会主义”就会应时而生。因为“社会的进步，是要各部分平均发达，分工互助，各不相冲突才好。若是一部分发达过甚，压迫他部分不能同时发达，受了伤害，则不但于社会进化有碍，并且可以制全体社会的死命”。这都是经济上个人主义、放任主义盛行带来的恶果，自由竞争导致“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相互对抗争斗，而自由竞争的主要原动力就是“自私自利的原则”，最后使得少数资本家获得了自由，大多数人则得不到好的待遇，造成家室离散和身心痛苦，毫无自由可言。
人们担心，“个人主义”流行会使一小撮人群谋取最大利益，大部分人却得不到相应的好处，造成经济分配的不公，诱发社会的不平等状况，资本家和个人的对峙就是最明显的表现。“个人主义”就此成为解决弱势群体不公现象的障碍，必须用“社会主义”取而代之。
需要在此特别申明的是，与梁启超等人对“群己”界线的讨论主要从“伦理性”角度切入有所不同，“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与流行，之所以能够取代“个人主义”成为舆论新宠，是因为其论述主旨直面经济上的“分配”困境，而不只限于讨论“个体”与“群体”的边界到底应该如何设定这类比较抽象的道德问题。这类问题貌似源自现代西方理论，其实与古代中国人关于“公”大于“私”的传统见解密不可分。比如不少论者常常会先入为主地对私有制产生一种天然的厌恶感，并持续对之展开批判，就未尝不可以看作对古代公有观念的致敬。这方面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限于篇幅，这里只选择马寅初的一篇文章做一点讨论。
马寅初在一篇题为《个人主义之将崩溃》的文章里运用经济学理论预言“个人主义”行将消失，表示这是符合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大势。马寅初的理由是，个人主义的基础建筑在以下三项条件之上：（1） 私有财产（private property），（2） 价格制度（price system），（3） 自由竞争（free competition）。而资本主义又建筑在个人主义之上，个人主义基础已经动摇，资本主义则不能不另寻出路。“个人主义”在经济界的表现是“自由竞争”，自由竞争必然造成独占的结果。中国工业虽然远未发达，却已开始从自由竞争阶段迈入了独占之途。自由竞争必然造成两败俱伤，弱者终为强者所兼并，那些势均力敌的人也会合并组成加维尔（Gartel）、托辣斯（Trust）等独占组织。当自由竞争达到独占阶段时，分配愈趋不均，革命怒潮逐步高涨，社会随之呈现不安状态。中国的“个人主义”相当发达，将来一旦进入独占阶段，必将造成与欧美类似的情况。
自序
第一章 导论：“五四解释学”反思
引言
对自由主义“五四解释学”的批评
修正途径：五四研究的“社会史化”
对“社会”的认知与五四知识精英的行动方略
余论：“社会革命”得失谈
第二章 五四前奏：从国家崇拜到政治疏离
“文化普遍主义”如何收缩为局部的政治建设问题
“民族”与“国家”概念如何相互分离
“文化”作为一场新兴运动是如何出现的
东西文化之争如何演变成了“归约主义”的游戏
第三章 “无政府”构想：“社会”观念形成与传播的媒介
对“国家”偶像化的批判和质疑
“社会”观念的引入与新型“自治”组织的建立
以基层“社会革命”替代上层“政治革命”
第四章 “ 个人主义”兴衰史：“个体”是如何消融于“社会”之中的
五四前后极端“个人主义”论述的短暂流行
“群己”界线的重设
“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分野与抵牾
人生际遇与“个人主义”：以文学艺术界的争论为例
“社会有机体论”：“集团主义”对“个人主义”的取代
对“个人主义”日常生活方式的批判
第五章 践履型知识群体的崛起与社会改造运动
身份认同的难局
边缘政治的鼓动者与地方历史意识的重构
地方自治的含义
个人修养为什么不是自足性的？
地方性责任伦理与社会组织的建构
结论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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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念群称自己“不守‘家法’”，实际上是他刻意创新已经成为了习惯。
——《新京报》
对已构成中国生活常识的部分历史观提出质疑和修正，想办法克服一种刻板僵化的认识，激活鲜灵的思想，是杨念群一贯的追求。
——《南风窗》
在中国史学界里，杨念群一直是个“时髦”人物……他身体力行地倡导“多学科对话”，探索一条把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中国史学研究相结合的新路径。
——《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