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小史：近代大师那些事儿》：
严复：可当一通人
严复（1854—1921），福建省福州市。近代著名翻译家、教育家，新法家代表人物。先后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监督、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纂、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等职。他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对后世翻译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是清末极具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严复虽为福建人，却能说一口地道北京话，而他登台演讲时则常夹杂英语。
1899年4月，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出版。吴汝纶称之“高文雄笔”，亲自抄录珍藏。吴对其极是赞赏，为之作序，并手录副本，藏之枕中。
1903年吴汝纶病死。严复集李商隐、陆游诗句为挽联：“平生风义兼师友；天下英雄唯使君。”
严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发表论述时，便称德国和日本必定会败亡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柳诒徵称赞严复译书，几能与“晋隋唐明诸译书相颉颃”。
李霁野曾对学生说，严复在《天演论》译本序言中所称“信、达、雅”3字，只有一个“信”字是必要的。如果背信而求达求雅，信必遭受破坏。
严复译述《天演论》，其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8字传诵一时。秋瑾以“竞雄”为字，陈炯明以“竞存”为字，“胡适之、张竞生、李天择”之名均与此相关。
严复译《社会通诠》，与出版商签订一项版税合同，税率高达定价的40％，为我国有版税之始最高者。
严复自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期间翻译170万字，每字均经过斟酌，可谓“字字由戥子称出”。
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902年印行严复的《英文汉诂》，第一次使用中文横行排版，并采用新式标点符号，使用现代装订法及著作权印花证，引起时人注意。
严复《英文汉诂》里粘贴严氏“版权证”印花，此为商务印书馆试行“著作权印花”创举。
严复遗嘱，内称3事：（1）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2）新知无穷，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3）两害相权，己轻，群重。
辜鸿铭：清末怪杰
辜鸿铭（1857—1928），祖籍福建惠安。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近代学者、文学家。学贯中西，号称“清末怪杰”，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也是中国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者。
辜鸿铭生于马来西亚，求学于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曾到达过日本，居住在北京。他说自己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故自号“东西南北人”。
辜鸿铭清末时在南洋公学讲课，每当上课，上下古今纵横万里，滔滔不绝，凡国外名著多能背诵。课本一字不提，只命学生每次自阅数十页。
马建忠路过新加坡，辜鸿铭前往拜访，谈话3日。辜倾心于祖国文化，决定返国，研读中华经史。
辜鸿铭追念张之洞，写书《中国的牛津运动》，被卫礼贤译为德文，书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为哥廷根大学哲学系新康德学三年级师生必读书目。
辜鸿铭对歌德和麦休·阿诺德有精湛研究，往往在与朋友谈话中引用这两位文豪的名句。
辜鸿铭讲中国话只会闽南话，使得学生不得不学厦门话。
辜鸿铭回国时对汉文一窍不通。他把《康熙字典》作为初学课本，因此最终识汉字比他人还多。有一次他写“非”字误将两旁的六横弄到里面去了，变成了“□（特殊字体）”字。
有人问辜鸿铭，现在正是西学吃香，“为什么凭你这一肚子西洋学问，连一个大学讲座都保不牢呢？”辜怫然而言：“大水一到，连死猪死狗都会冲上水面来，没什么可谈的。”
1917年辜鸿铭在北京大学开课。他第一天进教室就与学生申明：“我有三章约法，你们受得了的就来上我的课，受不了的就趁早退出。第一章，我进教室时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我要先出去；第二章，我问你们话或你们问我话，都得站起来；第三章，我指定你们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来不能坐下。”学生认为前两条好办，第三条有困难。但要上课，也只得勉为其难。
辜鸿铭对外国银行素无好感。他说：“银行家是晴天把雨伞借给你，雨天又凶巴巴地把伞收回去的那种人。”这句话成为讽刺名言，被收进《英国谚语》。
辜鸿铭某曰游北京茶园观剧，有两洋人坐前排。其中一人回头见辜容貌古朴、胡子拉碴、衣衫破旧，乃以英语对同伴说：“中国人愚陋不洁，可以后座之老人为代表。”辜听了遂以英语责备：“你们来此看戏，竟敢公然侮辱华人，好生无礼！况且你们怎么就知道我愚陋？”该洋人很是难堪，复用俄语说：“不料此愚陋老头竟能说英语。”辜听了又立即用俄语痛斥之。该洋人大惊，急起谢罪，并表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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