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这件事情对您后来的求学有什么影响？
李子敏：影响很大。我们三个直接被学校开除了。怎么办？接下来到哪儿读书去？正好碰上第二十一中三分校招插班生，我去应考，考上了。回到家里，我心里忐忑不安。没想到，父辈们没有把我怎么样，这反而让我十分愧疚不安。我在家里很乖的，属于孝子贤孙之类的，从来没有挨过我父辈的责骂，父辈们向来对我最放心。所以我在学校闹出这么个事情，他们也是想不到的。父母和伯父们都没有责骂我，却更加让我有一种难以言表的负疚感。于是，本来话不多的我，更沉默了。那时候，我突然间觉得自己长大了，懂事了。他们不提这个事情，我觉得他们是爱我的，不愿意再让我伤心。
在二十一中读了一学期后，想想，还得走。因为当时我被学校除名是怀疑我“有异党行为”的，而这个学校又是国民党办的。当时有人劝我改名字，我受到一些旧小说的影响，所谓“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不改”。要是那时候改了名字的话，我想这一辈子又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1946年的春天，我考到亳县中学当插班生。那个时候，学校离我家远，大概一百多里路。开学时，父亲带着钱，让长工推着车子，带着粮食、铺盖，送我去学校。我愿意走就走，走不动就坐在车上，长工推着我走，走两天才能走到。第一天走到一个叫十字河的镇上，我父亲有个朋友叫胡聘卿，在那里当镇长（这位镇长后来成了我大妹妹的老公爹）。我去他那里，吃的住的都有。第二天长工再推着我去学校报到。报到以后，父亲把学费交了，吃饭就在学校不远的饭店里包伙，住在学校旁边一个租来的老百姓的房子里，我开始自己照顾自己。
吃住解决了，学费交好了，那我如果要花钱怎么办呢？父亲想得很周到。当时在亳县当县长的是胡志远，是国民党的县长。他和我父辈们不仅是同乡，关系也蛮好。我父亲就找到县政府的一个胡姓出纳，跟他讲好，我没有钱的时候，就到他那里拿，不用打条子，到时候父亲跟他结算。安排一个地方我父亲不放心，还找了一个较大的商店，同样谈好。父亲考虑得很周到，安排好两个地方供我取钱开销，哪怕我平素不会乱花钱。父母的恩德天高地厚，这辈子哪能报答得了？！
十五六岁是浮躁的年龄段，但有时还是蛮有意思的。我和大我一岁的堂哥李子宽同校又在一起住，那时候老是去饭店吃（任由吃饱），竟然会觉得没意思，就想着自己开伙。我说，咱们自己烧怎么样？哥说，行啊。我说，咱什么都没有怎么办？他说，叫房东替咱去买。结果发现又要买菜又要洗菜，还不会做，烧火时，被烟熏得眼泪直流。花钱不说，问题是洗、烧、做，这个太麻烦了。我们两兄弟没烧几天，觉得这太苦了，不干了。然后还是回到那饭店去吃饭。那些碗啊盘啊，买来都浪费，都扔在那儿了。小孩子嘛，自己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什么叫“身在福中不知福”？这就是。是否有纨绔之嫌？其实，我们是很正统的。
我们学校在亳州县城的东南角，后面是古城墙，一直到半边城。南边也是城墙，一直到南门以西。我们学校就在这个三角地带。这个地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到我入亳县县立中学那个时候，一直都叫“柳湖书院”，听说是明清时一些乡试会考的地方。那里有两个建筑，一个是书院，一个是相邻的庵堂，古色古香，宏大壮观，很是漂亮。
早晨，学校附近有卖烧饼夹油条的。有时候我们起晚了，没时间去店里吃，起床就赶紧先冲到学校里。校门旁边的传达室开着一个洞，报纸什么的都从这个洞里递进去。我们就在门里面买烧饼夹油条当早点。晚上自修的时候，学校外面的那条街上有卖野兔肉、牛肝、牛肚、牛杂碎等小吃。每天晚上那些小贩都在那里叫卖：“卖牛肝子牛肚子喽。”叫卖声拉得很长，悠扬动听，美味诱人。我们班级离学校大门不远，听见就想吃。于是溜出来，买牛肝牛肚，有时候也买兔子肉等吃，几乎每天晚上都这样。老师看见也没事，在外面吃完了再进教室。
到1947年7月份，我中学毕业了。毕业前举行毕业考试，已经考了好几门（课）了。那天，我正在做考卷。教导主任孙大胖子——因为他体胖如牛，态度粗野，同学们都以“孙大胖子”称呼他——在教室门口叫我：“李子敏，你，出来。”“哦。我卷子还没做完呢！”“你先到办公室来。”他告诉我，“你不要考了。”我问：“为什么呀？”他说：“你是省教育厅开除的，学籍没了。你没学籍，考什么毕业考啊？”我反问：“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你早告诉我，我改个名字就可以了。我还能采取其他措施。你这一年半不是在骗我嘛！”我就和他吵起来了。他说：“反正，你不能考了。”那时候我才17周岁，一肚子气。没有毕业证书，我下一步升学怎么办？没办法，在亳州逗留了几天，我就跑到县政府去，找胡出纳拿钱准备回家，并讲了这事情的经过。他给了我些路费，我就准备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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