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那么世居余姚多少代了？
沈守良：哦，这个连我祖父也不清楚啦。
采访者：祖父辈对您的影响有哪些？
沈守良：哦，我的名字叫守良，守良这个名字就是我的祖父给我取的。他的意思是要我做一个安分守己的良民百姓。尽管我祖父在我十岁那年就去世了，今天回顾我的一生，一路走来，我基本上还是没有辜负他老人家对我的期望。
采访者：哦，看来名字中蕴含着祖父对您的期望和一些传统家风。那么在您的亲戚当中，对您影响比较大的有谁？有什么影响？
沈守良：哦，如果仅仅指文艺方面的，影响大的那就是比我大十岁的小舅父。因为我小的时候，我们家乡一带有好多的集镇都有庙会，那么每年在庙会期问，都会有像同春绍剧团、新民绍剧团、易风绍剧团这些绍兴大班，还有那个嵊县的的笃班，就是越剧，经常到庙会上来演出。我的小舅父经常带我去看戏，他有一副好嗓子，一边干农活，一边唱绍剧，在空旷的田野上把声音传得好远。所以我从小喜欢戏曲，恐怕与他不无关系。
采访者：也有可能他的好嗓子、对音乐的好基因影响了您，外甥像舅舅。沈老师，1961年的时候，您母校的校长动员您报考姚剧团，当时您心里是怎么想的？给我们说说好吗？
沈守良：哦，这个事情还得从1960年说起。1960年那个春天，正是我们国家历史上称为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二个年头。国有危难，民生必艰。当时我们一家有七口，就靠我父亲在合作商店每一个月36元钱的收人维持生计，又要供我读书，所以作为五个兄弟姐妹中的长子，我应该要为父母多分担责任。为了减轻家庭的经济压力，我下决心告别了正在就读的高中学业，开始走上一条自食其力的谋生之路。
采访者：那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沈守良：辍学之后，我到马渚开元小学去做过代课教师。后来又到临山区的工业办公室去做临时工。那时地方上也有一些工业的，叫我分管一些职工的业余教学，但实际上我的具体工作就是到墙头去画一些宣传画，写些标语口号，就是“墙头开花”，搞这些工作。1961年3月份的时候，我母校的校长赵成夫调到了姚剧团担任政治辅导员。因为我在学校的时候，喜欢演戏，喜欢唱歌，喜欢画画，也喜欢写作，有这些文艺方面的特长，赵校长对我很赏识的。当时姚剧团正好要招收一些青年学员，于是他在3月下旬的一天，特地到临山找到我，告诉我姚剧团要招收学员的消息。他鼓励我不妨去一试，他认为我这个条件还是可以的，所以在他的积极引荐和热情鼓励下，我也没有征求父母的意见，就自作主张地到余姚来考姚剧团了。
采访者：那您不做临时工了，去考姚剧团，是出于您的兴趣爱好吗？
沈守良：这个兴趣爱好当然是主要的。为什么我代课教师没有做下去，为什么我临山工办临时工也不想干了，因为我喜欢戏曲，他们又要招学员，那就很合乎我的口味。另外一个，我主要的还是出于要为父母分挑担子，要尽早地能够自力更生、自食其力，找到一个出路。
采访者：那您当年考试的情景还记得吗？
沈守良：那我记忆犹新。考试的地点就是这个龙山剧院，当年没有这么好，还是比较简陋的。那个考试主考官呢，是当年的青年导演陈羽卿。考试时，我面对姚剧团主要领导还有好多老师，就放大胆子唱了一段我在余姚六中读书，参加学生文艺活动时，曾经学习演出过的《刘介梅忘本回头》其中的一段唱腔，我现在还记得第一句，上韵还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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