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我用一生去回答你
（字数所限，略有删减）
与凌叔华相比，林徽因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她所选的恰是她想要的那个人，恰是最适合她的那个人。
钱钟书有篇小说《猫》，据说便是影射林徽因。小说里，女主人游走于众男子之间，大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气势，可是文至结尾，她听说，有人看见丈夫在火车上，跟一个女孩走了，眼泪就扑簌簌地掉下来。那才是她的主心骨，繁花过眼，留在心底的只是那一人。追求者众，梁思成才是唯一能让林徽因安心的人。
旁人看不出来，只因她如梦、如诗、如花影，被欣赏，被编排，被过度解读了。林徽因已成为一个传奇，甚或是一个传说。
在她去世后半个世纪有余，一方面，她成了女性励志的标杆，另一方面，女人们都对她怀着敌意。这种隔着时空的、暧昧不清的态度，着实值得玩味。若她活在当下，恐怕很长一段时间，都将频上热搜，占据报刊娱乐版的头条吧。
人们关注名人，尤其热衷其情史。谈论林徽因的文章和书籍汗牛充栋，然而，真正从女性视角去思考的却并不多。人们谈论她，只是因为男人，尤其是那三个非凡的男人——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之间的情感纠葛。人们只关注这一段情事，却忽略了一个女性追寻人格独立的历程。
法国存在主义作家波伏娃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女人，不是生而为女人，而是变成女人的。实际上，“女人”一词除了性别所指，更是一种标签。在女权主义兴起之前，数千年的历史上，女性都处于附属地位，甚至只是一个工具。而林徽因所处的时代，正是打破男权垄断，女性初步争取自由的时代。对她而言，争取女性独立，不仅意味着打破“从属身份”，更是一种自觉与自省，这与她的切身体验有密切关系。
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出身福建林氏，这是一个具有优良文化传统的庞大家族，家族里的男人大多拥有诗人气质和志士情怀，曾写下《与妻书》的林觉民，参加黄花岗起义的林伊民，都是林长民的胞弟，即林徽因的叔叔。父辈们曾东渡日本留学，林长民拿到了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政治学学位。
与那个时代所有知识分子一样，林长民身上兼具新、旧两种东西，一方面受到西方宪政学说的影响，思想西化，同时又受儒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濡染，执意要给林家添男丁，继承香火，所以当他的妻子不能生育时，他娶了姨太太何雪媛，何氏便是林徽因的母亲。
何氏生下徽因后，也曾诞下一个男婴，可惜后来夭折了，再无所出。于是林长民又娶了一房姨太太程氏，她为林长民生了一个女儿、四个儿子，享受“专宠”的地位。这样一来，何氏便几乎不被问津了。
林长民、程氏和他们的孩子们住在前院，何氏和林徽因住在后院，前院欢声笑语，后院寂若无人。丈夫的冷漠，婴儿的夭折，对何氏打击极大。在自怨自艾中，她日渐消沉，脾气也乖戾刁钻起来，即便是林长民来后院，也只是遭到她的抢白和中伤，他也就几乎不来了。
何氏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既缺乏人格独立，又缺乏经济独立，所以一切便无法自主。林徽因对这一切有着深刻的认知，这种“伤痛”延续多年，直至嫁做人妇，依然折磨着她。
林徽因是这个家里最受宠爱的孩子。大约是太喜欢这个女儿了，林长民赴欧洲时也带着徽因，使这个十六岁的少女有了环游世界的体验。
时值“一战”结束不久，各国精英汇聚伦敦，林长民在伦敦的寓所几乎成了中国知识分子讨论国事的“常设机构”，在父亲的诸多访客中，徐志摩是最特别的一位。
他比林徽因年长近十岁，徽因称他“徐叔叔”，但他却爱上了这位少女。面对她时，他总有说不完的话，滔滔不绝地谈论英国文学，妙语不断，飞珠溅玉。
他不知道，早在1919年，林徽因已与梁思成相识，这样的相识决定了他们的一生。当代学者论及“林徐”二人的情感纠葛时，往往过度解读，16岁的林徽因，或许永远不能真正懂得徐志摩对她的深情。徐志摩已婚，妻子张幼仪也一同来到英国，并且有身孕；林徽因与梁家亦有婚约，无论如何，她面对的问题过于复杂，与徐志摩不大可能有感情上的纠葛。这样一来，徐志摩对林徽因的感情，就有了几分单恋的味道。
大约在1921年，徐志摩向林徽因透露离婚的打算，并向她求婚。林徽因尽管敬仰他，却顾虑重重，多年以后与挚友费慰梅谈及此事，她说，在徐志摩这起离婚事件中，一个失去爱情的妻子被抛至一旁，而她却要去顶替这个位置，她无法想象自己将走入这样一种人生关系，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母亲的羞辱。
好在不久以后，父亲决定回国，这段恋曲暂时落幕。
回国后，梁林两家再次提及婚事，并在1923年订立婚约。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认为，在正式结婚之前，希望两个年轻人能够完成学业，最好是一起出国留学。他希望，这场婚事虽由父辈做主，但也要两人先培养起感情。
然而，当年5月7日发生的一起事故，推迟了留学的时间。
那天，梁思成骑着摩托车，从郊外的清华园赶到城里参加游行，转入长安街时，被一辆轿车撞倒，轿车扬长而去，梁思成不省人事。这场事故导致梁思成右腿折断，脊椎受损，在医院里住了八个星期。住院期间，林徽因每天都来看望他，安慰他，陪他聊天，常常讲些小笑话。
梁林关系确立后，徐志摩作为梁启超最出名的弟子，再次进入了他们的生活。1924年，泰戈尔访华，徐志摩、林徽因二人全程陪同。报刊如是形容：“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荒岛瘦的徐志摩，犹如苍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神清骨冷的“梅”自是林徽因，长身玉立的“竹”则是徐志摩，那长髯白袍的苍松，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了。
泰戈尔在华期间，大多数时间由林徽因和徐志摩陪伴，徐志摩向泰戈尔坦陈自己爱恋林徽因，泰戈尔代为转达，但失败了。不久，徐志摩就陷入了和陆小曼的感情纠葛。
1928年，林徽因和梁思成在加拿大结婚，并从这里启程，赴欧洲度蜜月。他们牵手走过德国的古堡，在瑞士一起划船，流连于文艺复兴的中心佛罗伦萨……之后，他们转道莫斯科，乘坐穿越西伯利亚的铁路，返回中国。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多数海外归来的知识分子，都渴望用自己的学识，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回国后的梁氏夫妇，在东北大学开设建筑学课程，还成立了一个建筑事务所，准备放手大干一场。然而，战乱频仍，外敌入侵，他们的规划被迫终止。
1930年秋天，林徽因和梁思成在东城区的北总布胡同3号安了一个家，成为著名的“太太的客厅”。当年梁家的沙龙上，不但有作家沈从文、萧乾，还有政治学家张奚若、钱端升，经济学家陈岱孙，历史学家陈垣、傅斯年，学者胡适，诗人徐志摩、卞之琳，女作家凌淑华，哲学家金岳霖，外交家叶公超……无一不是中国近代史上闪闪发光的人物。
其中，往来最为频繁的，是徐志摩和金岳霖。也构成了林徽因最为传奇的情史。
当时，徐志摩已和陆小曼结婚，为了应对太太庞大的开支，他不得不应胡适之请，来北大教书。陆小曼不愿北上，徐志摩形单影只，便把梁家当成了第二个家。他时常介绍一些新朋友过来，其中就包括金岳霖。
金岳霖身材高大，眼神清澈，举止斯文儒雅，是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创立者，很快便融入了梁家的沙龙。他从何时开始爱上林徽因的，我们无从了解。
总之，这一场爱，绵延了一生。
金岳霖年轻时谈过恋爱，和一个美国姑娘，然而并无结果。认识林徽因的这一年，他已经36岁，步入中年。就像一个离奇的宿命，徐志摩把他介绍给徽因，仿佛有所托付似的，同年，徐志摩因飞机失事丧生。
梁家的孩子们称金岳霖为“金爸”，他对他们宠爱极了，经常让厨师给他们做冰淇淋吃。
林徽因曾向梁思成坦言，她爱上了一个人，所指就是金岳霖。梁思成非常痛苦，让林徽因选择，也让金岳霖选择，最终，金岳霖选择退出。
那真是一个酣畅淋漓的时代，人们坦诚、纯粹、勇敢，并不加掩饰。爱得英勇，冲破一切阻力，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也爱得得体，不失风度。
离经叛道不难，难的是一生离经叛道。
金岳霖的行事作风，不必说在当时，就算到如今，也令人咂舌。他像西方文学中的骑士一样，就算恋慕之人嫁为人妇，也要一生守护。而梁思成和家人，始终对金岳霖充满信任。
那是一个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世道，他们如此纯粹，不必以爱上一个人为耻，尽管那是别人的妻子。多年以后，金岳霖白发苍苍，而他挚爱的徽因也已美人成土。有人曾问及这段半个多世纪的恋情，他想了很久，最后摇摇头，淡然道：“我只能对她一个人讲。”
1934年夏，梁氏夫妇赴山西考察。这段旅行尽管收获颇多，但有时候却糟糕透了，他们经常栖身荒野，屡屡向传教士借宿。此后，他们又先后考察了河南和山东，发现建于唐代的佛光寺，轰动了整个建筑学界。
在林徽因的一生中，这一段工作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当代人谈及她时，常视她为才女，而她却一直避免成为“才女”，或者说寻求“才女”之外的身份。她并不认同写几首诗，或者创作几部戏剧那样的一生，她骨子里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存在，使她寻求一种能够和男子相匹配的事业，这便是建筑艺术。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林徽因不得不和北大、清华的师生向大后方转移，开始了逃难般的生涯。“抗战”八年，他们几乎四处流落，头顶上盘旋着日军的战机，活在饥寒交迫的死亡阴影中。然而，无论身处怎样的困境中，林徽因从未被生活本身所“吞噬”，她始终保持着心中的诗情，并在学术研究中寻求安慰。
1946年，林徽因一家终于回到阔别近十年的北京。流亡的日子里，她和四十余个家庭结下深厚的友谊。她像一盏灯，走到哪里，那里就充满温暖与光明。
掠过被过度阐释和浪漫化的语境，我们会发现一个真实的林徽因。她的美，不止在三个男人对她的痴迷中，而是一种向上的力量。相对于她柔情感性的诗，她自身闪烁着一种理性而蓬勃的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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