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死于巴比伦，到公元前31年屋大维在亚克兴角击败安东尼，近300年的时间里，地中海世界战火频仍。在那个被西方史学界称为“希腊化时代”的时期里，密集的马其顿长矛方阵、披坚执锐的具装骑兵和紧握短剑的罗马军团，往往为军事历史爱好者津津乐道。然而除了这些称霸陆地的强军劲旅外，在地中海的波涛中，还活跃着一批凶猛的“巨兽”——巨型桨帆战舰。它们在短暂但绚丽的一生中，作为这一时期衡量海上霸权的首要标准，同样留下了精彩纷呈的历史与传说。
有趣的是，这些巨型桨帆战舰大多诞生在寡头政治或君主制国家中，因而它们不仅具有军事意义，也成为统治者追求国家和个人声望的重要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巨型桨帆战舰在地中海各国的建造，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古典时代的造舰竞赛，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被投入到海军建设这一无底洞来。许多巨型战舰的服役经历和技术细节甚至流传至今，我们也得益于这些历史记载和考古成果，从而揭开了这些古代海上巨兽的神秘面纱。
三列桨舰
在开始书写属于这些海上巨兽的篇章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回顾过去。在进入希腊化时代之前，海上力量的符号是经典的三列桨座战舰（Trieres，以下简称“三列桨舰”）。这种坚固、迅速而又威力强大的中型战舰，几乎是所有海军的首选。从赫拉克勒斯石柱，到尼罗河三角洲的内河支流，三列桨舰几乎在每个地方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迹。
三列桨舰是一种有着古老历史的战舰，据说擅长航海的腓尼基人早在公元前8世纪就发明了这种战舰的原型，但也有人说是希腊城邦科林斯于公元前7世纪发明了这种战舰。在三列桨舰出现之前，地中海各国的主力战舰仍是三十桨船（Triakontor）和五十桨船（Pentekontor）。这些简陋的战舰，在风浪面前较为脆弱，自持力也不足，这些缺点使得这些战舰缺乏远程航海能力。而且这些战舰从结构上说也不够坚固，在战斗中十分脆弱易损。一系列制约因素，使得这些战舰更适合扮演运输船的角色。而对这些船型的改进，也仅限于不断增加其舰长、舰宽和搭载人数。
在这些老式划桨船不断大型化的过程中，战舰在桨手的布置上逐渐有了革新。有人发现，只要在战舰上设置多层高度的桨座，就可以利用有限的空间搭载更多的桨手，换言之，这一改变为船只带来了更多的动力、更好的机动性和更强大的搭载能力。最早的三列桨舰就这样诞生了。早期的“三列桨”与我们熟悉的后来者存在很大的区别，更接近旧式的五十桨船：桨手直接坐在固定于船底的座椅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桨手甲板，没有相对复杂的内部结构，它只是改良的划桨船。
但之后，三列桨舰不断被改进。到希波战争前夕，三列桨舰已经遍及地中海了。新型的三列桨舰变化很大，以至于我们很难把它与它的原型联系起来。在不同高度、倾斜布置的三层桨座上，总计170人左右的桨手每人划动一支单人桨，这些桨手的座椅固定在位于船底上方的真正意义的甲板上。如果以现代的船舶术语套用，我们或许该称三列桨舰是双层底结构。三列桨舰的尺寸也在不断扩大，水线长度从旧式的约75英尺，上升到了新式的115英尺左右。这两个变化，使得新式三列桨舰拥有多达170名桨手、170支船桨。新式三列桨舰更充沛的动力和大了近一倍的吨位，意味着工匠们可以精心加固战舰的结构，舰船龙骨和桨手甲板之间也有了更多的支撑结构，并显著增加了战舰抵抗风浪和撞击的能力。更加重要的是，由于战舰机动性的显著改良，撞角的作战效率明显提高了，这完全改变了地中海世界的海战面貌。
在新式三列桨舰上，专职的陆战士兵依旧只有约20人，但几乎加倍的桨手数量和更大的长宽比，使得三列桨舰的机动性大有进步。现代学者根据记载和考古成果复原的三列桨舰，在由志愿者操作时，达到了9.7节的极限航速，比早期的五十桨船快了近2节，并能够通过桨手换班工作等手段，维持7.5节航速长达6个小时以上。在古代那些专职的熟练桨手和出色舰长的领导下，三列桨舰能够更灵活地进行各种机动，足以使撞击战术取代接舷跳帮，成为最高效的海战形式。
一次理想的撞击，应在目标的水线或水线以下发生。对三列桨舰及其他更轻型的舰体来说，一层薄薄的、往往不到2.5英寸厚的橡木船壳，在全速冲击的撞角面前，是一个再脆弱不过的目标。但发起一次完美的撞击却有着很高的要求，在风浪中高速航行的战舰，不可避免地有着横向和纵向的周期摇动，撞击角度的细微变化，就有可能导致撞击效果不佳。有时撞击深度过浅，会导致目标舰船逃过进水沉没的命运；有时撞击过深则不幸卡死在目标上，使得自己也成为一个动弹不得的靶子。这就代表舰长和桨手必须合作无间，才能够让高速行驶的战舰在最恰当的时机发起撞击。
因此，三列桨舰（包括所有以撞角为主要武器的桨帆战舰）对其操纵者有着极高的素质要求。尽管成为三列桨舰的桨手不必像一个重装步兵一样，有一整套昂贵的武器和护具，但把许多宝贵的时间用于脱产的训练仍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获得一个熟练的桨手或许比招募一个战士更难。加之地中海的优秀水手群体有限，希腊人、腓尼基人和埃及人作为当时最好的水手来源，便成了追逐制海权首要控制的对象。
而在远离希腊本土的西西里，锡拉库萨人展现了他们截然不同的战术风格。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锡拉库萨舰队和如日中天的雅典海军发生了正面较量。在锡拉库萨港区附近的狭窄水域中，雅典人在头几次交战里占据了上风。意识到很难与雅典桨手们比拼灵活的机动和撞击，锡拉库萨人对他们的战舰做了改进。他们对舰艏结构和撞角进行了额外的补强，这使锡拉库萨人不必费心攻击对方脆弱的侧舷，而可以设法从野蛮的正面交锋中，直接从舰首方向破坏敌舰。这种战法在随后的几次海战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使雅典舰队最终全军覆没。
从整支舰队的战术指挥和战役组织层面来看，运作一支舰队还要比指挥好一艘三列桨舰复杂得多。三列桨舰须要经常寻找泊地，然后拖上沙滩晒干以免木材腐烂，而在战舰底部涂上沥青或焦油则可以稍稍缓解这一进程。平时航行时，桨帆战舰使用风帆，但投入战斗前水手须要拆去风帆，完全依靠划桨机动。于是，在航渡过程中，舰队指挥官总是焦头烂额地考虑每天的避风港，并和地面上的将军一样头疼于征发补给的实施。进入战斗之后，低效的灯光信号和旗语，几乎是指挥官唯一的通信手段，因此战斗计划的制订往往在战前完成，进入战斗后指挥官很难随机应变。如何切实掌握旗下舰队，成了困扰所有指挥官的问题。根据作战目的和客观条件，多重横队、纵队和防御用途的空心圆阵都是海战中常见的阵型，在起伏的波浪中维持这些?阵型是困难的，却又是舰队必须完成的任务。在海战中，不止一次地出现缺乏经验的一方在风浪中无法维持密集阵型，然后在友舰互相碰撞引发的混乱中，被敌军轻松击败的情形。
除了海战本身，三列桨舰也担负着许多其他方面的任务。所以为了能够应付各种各样的战术需要，当时的设计师们对三列桨舰做出了许多富有创造力的改进。在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活跃的普通三列桨舰（譬如雅典人喜爱的“快速三列桨舰”①）的基础上，很多亚型被开发出来。
在那个时代，无论是波斯人还是希腊人，都时常面临进行海外军事行动的需求，这使得他们迫切需要一种兼具海战能力和运输能力的快速战舰。在西蒙领导的雅典海上帝国扩张时期，为了更好地执行海外作战任务，雅典人在快速三列桨舰的基础上铺设更大面积的甲板，用以搭载更多的陆军士兵。这在牺牲一些速度的同时，使战舰拥有了更出色的接舷战能力，并可以客串快速运兵舰的角色。也有人在相同的思路上走得更远，他们甚至撤去三列桨舰的最上排桨座，只保留下两层的108名桨手，于是甲板和上层桨座能够搭载的陆军士兵将超过100人。
在波斯远征希腊，或是雅典远征西西里的过程中，海外作战部队对骑兵的需求十分明显，而运输敏感的马匹要比普通士兵更加费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工匠们将三列桨舰改造成无武装的运输船。与运输人员的型号刚好相反，马匹运输舰去除了下两层桨手的位置和108名桨手，最上一层桨手仍旧提供动力。这两排桨手的空间被封闭起来，并纵向隔断成两个隔舱，总共可以安置30匹战马。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雅典人便使用了这种快速马匹运输舰。在更早的希波战争中，波斯帝国为了在希腊本土发挥骑兵优势，据说投入了多达300艘的马匹运输舰。即使去除史料中的水分，波斯人为了运输骑兵消耗的物力仍是惊人的。
通过这些富有创造力的改进，三列桨舰及其变型舰几乎能够胜任全部的军事需求，成了古典时代最成功的桨帆战舰之一。但这样的垄断局面并没有能够永远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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