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正惠  一九四八年生，台湾嘉义人。先后任台湾清华大学与淡江大学中文系教授，专治唐诗与台湾现代文学。主要著作《战后台湾文学经验》《抒情传统与政治现实》《小说与社会》《CD流浪记》《诗圣杜甫》等

　　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黄庭坚、辛弃疾……这些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伟大文学家都生活于唐宋时期。这是继先秦两汉之后，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二个经典时代。秉持“文以载道”的精神，他们的作品为唐宋之际兴起的士人阶层提供了一套理想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曲折反映了当时即将形成以及已经形成的新型社会秩序。
　　本书将唐宋文学放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大脉络里进行重估，也对很多具体问题提出了耳目一新的见解。比如李白能够写出了简洁鲜活、明朗自然的诗句与他的异族身份密不可分，激昂旷达的盛唐诗风与武周革命彻底改变了朝廷选拔人才的方式有关。相较被简化的“唐诗宋词”，作者特别强调了古文与宋诗。它们使士人摆脱了出身门第的束缚，更加看重内自我的人格实现，表现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对宋以后的中国文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东坡〈念奴娇〉的再铨释──兼论东坡在黄州的心境
　　我跟几个朋友合编高中国文教科书，每一课完成初稿后都要仔细讨论。有一次讨论苏轼〈念奴娇〉，我对初稿的某些注释有意见，但主稿者对我的看法也不同意，有点相持不下。我问他，参考过大陆学者的注释吗？他说，看过几本，讲法跟他的比较接近。回家后，我查阅了大陆出版的几种词选、几种苏轼选集、还有两种东坡词全集校注本，果然发现，没有一种的说法和我相同。自从我自以为读懂这一首词到现在，三十多年了，才第一次发现，原来我的读法竟然和绝大多数人不同。但我又坚决认为，我的读法不可能错，怎么办呢？
　　关键在于，下半阕“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这两句（也可断成三句）。社科院文学所的《唐宋词选》注释说：
　　故国：这里是旧地的意思。指古战场赤壁。神游：在感觉中好像曾前往游览。多情应笑我：应笑我多情。这是倒装句。
　　俞平伯《唐宋词选释》的注释，“神游，犹言神往”，其他两处与前书行文不同，但意思一样。胡云翼《宋词选》：“故国神游：神游于故国（三国）的战地。”“多情”一句也释成倒装。这三本都可算“权威之作”，但坦白讲，从训诂上说，“故国”的说法太勉强。“故国”虽然可以指“旧地”，但“旧地”怎么会指赤壁“古战场”呢？东坡不正站在（他自以为的）赤壁旧地吗？而如果把“故国神游”解释成“神游”于几百年前的赤壁战场，那也很奇怪。因为东坡现在就站在赤壁，“遥想当年”，如果再加上“故国神游”，不嫌词费吗？更何况，当古书说“神游OO”时，一般是指不同于现在所在之地的另一个地方，可以指空间上的，也可以指久远时间之外的另一个空间，也可以指一个想象的空间；但，似乎并不用来指现在这个空间，在多少年之前的同一个空间。像这三本词选所解释的“故国神游”，在训诂上实在很难接受。我的解释是这样的：
　　故国神游：做梦回到家乡。
　　多情：多情人，指已去世、葬在家乡的太太。
　　训诂上完全没有问题，但却找不到“同志”，真让我若恼不已。
　　我有好几天“神魂颠倒”，一直在想，我的解释不可能是我自己想的，一定是读来的，我读的是哪一本呢？我翻阅过的有关唐、宋词的书总有一些，但现在却找不到“那一本”。有一天突然想到，找我最早读的那一本《词选》，郑骞先生编的，大学时代的教本。一翻，果然如此，郑先生曰：
　　多情，东坡自谓其亡妻也。东坡元配王氏，早卒，坡常追念之，集中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词即悼亡作。王氏归葬眉山，故云故国神游。笑我生华发句，对小乔夫壻之雄姿英发而言。
　　郑先生的注文，不但解释了字句，也点了一下全词的结构（详下），我就是据此去体会这首词的。
　　我的“错误解释”的源头是找到了，但还是应该思考，如俞平伯、胡云翼这么著名的学者为什么要那样解说呢？他们不可能不知道，他们的说法训诂上存在着问题，他们一定有他们的道理。但想了很久还是想不通，只好搁下了。
　　隔了好几个月，我因为别的目的，翻阅赵逵夫的《古典文献论丛》（中华书局，2003），发现里面有〈也谈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几个问题〉一文，非常高兴，立即拜读。从赵文，我才知道，这两句解释的争论，大陆在上世纪五O年代及2000年左右各发生一次，显然没有“定案”。但让我失望的是，文献学功底深厚的赵先生虽然有许多很有道理的分析，最终的结论却近于俞平伯、胡云翼那一派。不过，赵文引述了一些别人的看法，因此知道，林庚、冯沅君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的解释跟郑先生大致相同，而王振泰于2000年重新提出，以“此说未得到重视而惋惜”。对此，赵先生并未认同。他的理由终于让我理解，为什么俞平伯、胡云翼等人采取那种方向的诠释，因此，值得详引：
　　未了说说“多情”。如王振泰先生所引，《中国历代诗歌选》中的解释是：“指关心他（作者）的人。”“多情”用为名词，指多情人，宋词中多有之。但在“故国神游”之下突然插入某类关心自己的人（多情人）笑自己早生华发，与上文难以衔接。王先生言此正是诗人“荡开之笔”，并引述了很多苏轼思念故乡和亡妻的诗词句子，以为印证。我以为无论如何，这种“荡开”同以上文全无联系，总显得过于突兀，从词的结体、章法说，是有问题的。（《古典文献论丛》379页）
　　赵先生认为此词从开头至周瑜都在怀古，“故国”这两句，若按林、冯解释，就跟上面怀古接不上，这根本不是王振泰所谓“荡开一笔”的问题。显然，大多数人（包括赵先生）根据“赤壁怀古”的题目，把这一首词当作“纯粹的怀古词”来读。
　　针对赵先生的质疑，我再一次引用郑骞先生注文的最后一句：
　　笑我生白发句，对小乔夫婿之雄姿英发而言。
　　郑先生实际上是以极简洁的文字点出，“故国”两句是和上面“遥想公瑾当年”数句照应的。事实上，清朝的黄苏在《蓼园词评》中已把这种复杂结构讲得更仔细。他说：
　　题是怀古，意谓自己消磨壮心殆尽也。开口“大江东去”二句叹浪淘人物，是自己与周郎俱在内也。“故垒”句至次阕“灰飞烟灭”句，俱就赤壁写周郎之事。“故国”三句，是就周郎拍到自己，“人生如梦”二句，总结以应起二句。总而言之，题是赤壁，心实为己而发。周郎是宾，自己是主。借宾定主，寓主于宾。是主是宾，离奇变幻，细思方得其主意处。不可但诵其词，而不知其命意所在也。（唐圭璋编《词话丛编》3077页）
　　按黄苏的话，这首词是藉怀古以咏怀，不是纯粹的怀古。现代的少数派，如郑、林、冯诸人就是如此看的。郑先生还曾把〈念奴娇〉和〈永遇乐．彭城夜宿燕子楼〉加以比较。他认为，在这两首词中，东坡都把自己与古人并置，所以，〈永遇乐〉结尾说，“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一个“余”字特别突出了自己的位置。而在〈念奴娇〉里，“东坡何尝不隐然自信，他与周公瑾同为“千古风流人物”之一！”（《景午丛编》．上编，77页）这种讲法，和黄苏所说的“心实为己而发”，意思完全相同。我想就这一点再加以发挥。
　　如果这是一首怀古词，那么，它的焦点是周瑜。因为上半虽然总写赤壁，却强调是“三国周郎赤壁”，下半前面三分之二明显全写公瑾。下半写公瑾，特别提到“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为什么？东坡在〈赤壁赋〉提到的是曹操，并不是周瑜，两处的创作心理并不相同。这里的周瑜、小乔、初嫁，雄姿英发，下笔分量重，不能轻轻放过。但考察历史，周瑜在赤壁战后不久即病卒，年三十六，有二男一女；所以赤壁战时，根本不能说“小乔初嫁”了。这个史实，东坡不可能不知道，但为什么还要这样说呢？
　　其实，下半句句说公瑾当年，句句暗示东坡当年。东坡十九岁娶王弗，二十一上京赴试，以第二名中举，名震天下，这不是“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吗？这就是黄苏所谓“故国三句，是就周郎拍到自己”，“借宾（周）定主（己），寓主于宾”。不过，周瑜在去世前建立了不朽功业；而东坡自守完父丧之后，即碰到王安石变法，因反对变法，一直外放任官，四十四岁遭逢乌台诗案，一年后贬黄州，政治前途极为黯淡，白发早生；两相对比，感慨系之。用这种方式来读，就能了解“人生如梦”这一句话有多重了。如果此词纯是怀古，这一句反而不好讲了──怎么会从古代周公瑾的“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想到“人生如梦”呢？
　　其次谈到东坡为何在词中提到亡妻（即词中的“多情”）。东坡对王弗极有感情，常在心情极低落时想到她。东坡从杭州迁调密州时，表面上是升官，但从杭州繁华之地，到密州偏僻小山城，对性喜热闹的东坡而言，不免牢落之感。到任一年后所写的〈超然台记〉说得很豁达，但首段对杭、密的强烈对比却写得详尽。在这之前（到任两个多月时），他写〈蝶恋花．密州上元〉，上半写去年杭州，下半写今年密州：
　　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帐底吹笙香吐麝，更无一点尘随马。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箫，却入农桑社。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
　　表现的是强烈的寂寞感，跟〈超然台记〉迥然不同。过五天，他写著名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那种伤怀深痛，在东坡作品中是极少见到的。
　　元丰二年的乌台诗案，东坡本人一定充分了解他的政治意义。在此之前，他一有机会就讥讽新法，并寄给诸友人，彼此通气息，这实在是借诗文搞串连。神宗终于不能忍受，而李定等人适时充当打手，所以审判结果牵连甚广，自司马光、范镇以下，或罚铜、或减俸、或被贬，人数众多，旧党受挫甚重。作为首犯的东坡，神宗当然要重重教训一下。神宗不敢杀东坡，杀东坡，他将遗臭万年，但要挫他锐气，再找机会“量移”。黄州一贬四年余，移汝州后东坡一再放慢行程，并上表请求常州居住获淮，准备过退隐生活，其时东坡也不过五十岁。所以，乌台一案几乎断送了他的政治前途，是神宗突然过世改变了他的命运。
　　受此重挫，黄州以后的作品转为深沈，许多诗、词、文千古传诵。但如果我们把东坡此一时期所有作品，打破体裁界限，按年、月、日排比，并依序阅读，即可发现，东坡心境起伏极大。像〈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及〈寒食雨二首〉，都极沉重，为东坡集中少见之作。他在〈答秦太虚书〉中如此描写初贬时的生活：
　　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此贾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
　　这是讲物质生活的规划。至于养生之道，东坡除了夫子之道其法之外，还向秦观推介，希望他学习。东坡说：
　　吾侪渐衰，不可复作少年调度，当速用道书方士之言，厚自养炼。谪居无事，颇窥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岛天庆观道堂三间，冬至后，当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废放，安得就此。太虚他日一为仕宦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闲，岂可复得耶？当及今为之。但择平时所谓简要易行者，日夜为之，寝食之外，不治他事，但满此期，根本立矣。此后纵复出从人事，事已则心返，自不能废矣。
　　除了在物质上刻苦，在身体上修练，东坡还在精神上寻求自我肯定之道。他对好友李常说：
　　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于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
　　这是力求使自己志气不衰，信仰坚定，使自己的生活具有意义。东坡就在这种情况下淬炼自己的精神，终于达到一种独特的、超迈的独立人格。正因此，他才能在后来安然度过更恶劣的儋州贬谪生活，成为唯一从海南活着回来的海角逐客。
　　东坡思考的理路是如此，但做为一个人，情绪的起伏却不是能够完全控制的。东坡黄州时期的所有作品，形成一个感情波动，与理性控制交杂而成的综合体，整个读下来，令人感动。我们应该在此一背景下体会东坡黄州时期的许多名作。在〈念奴娇〉中，他把自己放在历史脉络中来思考，把自己与几百年前的周瑜加以对比，不禁感慨万千。这是出古入今，上下千载的大感慨。相对于公瑾而言，他这一生可能“休矣”。由此产生寂寞感，由此想起亡妻（如在密州时），诸种情绪一时并发，才会有“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叹息。如此解释，才能把此作异常丰满复杂的思想、感情融汇一处，证明它确实当得上是名作中的名作，只要有中国人处，大概就有人能背诵，并给许多人以慰藉。
　　最后谈一下古诗词的现代解说问题。古人对于诗词，一般不做字词解释，只注典故，或析格律，或加评赏。到了现代，为了面向一般人，才有详解与赏析，因此，才会发现，对于同一首诗词的字句解释，可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二十世纪五O年代以后，因为文学所《唐宋词选》、胡云翼、俞平伯等的影响，〈念奴娇〉的解说似已定型，但这不能视为定论。我相信，有很多学者根本不看这种通俗书，并且一直有自己的读法，我们不能以通俗书的流行说法为准。譬如，我要不是编高中教科书，就不会发现，我从郑骞先生那里学来的读法，居然与流行讲法大相径庭。我相信，类似郑先生，以及林庚、冯沅君两先生那样读〈念奴娇〉的一定还大有人在。我认为，这种讲法才是对的，流行了半世纪的解说应该受到挑战。
　　附记：郑骞先生，北京人，蒙古族。抗战胜利后来台，任教于台湾大学，编有《词选》、《续词选》、《曲选》，着有《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台北世界书局，1962）、《景午丛编》（台湾中华书局，1972）、《北曲新谱》、《北曲联套示例》（以上台湾艺文印书馆，1973）、《陈简斋诗集编年校注》（台北联经出版公司）。本人学诗词，受郑先生影响最深，先生辞世已二十年，志此以为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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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序论一中国文化的第二个经典时代
序论二中华文化的再生与全球化
第一辑
韩愈《师说》在文化史上的意义
宋词的再评价
东坡《念奴娇》的再诠释——兼论东坡在黄州的心境
被唐诗和宋词夹杀的宋诗
唐宋古文
古文文气论举隅
第二辑
武周革命与盛唐诗风
论李白诗歌的两大特质——兼谈李白的出身问题
发端于“拟古”的诗艺——《古风》在李白诗中的意义
简论韩愈诗中的“奇趣”
长恨歌的秘密——白居易早年恋情的投影
元和新乐府运动及其政治意义
白居易的“中隐”观及其矛盾
第三辑
从《诗家一指》的原貌谈《二十四品》非司空图撰
重订《诗家一指》
南宋诗论与江西诗派
中国文学史上的元好问
王士禛、沈德潜“辨体”论之比较
附录
傅璇琮先生与唐代文学研究
悼念傅璇琮先生
叶嘉莹先生的两首诗
中国文化是我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