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通过文本来讲述文学批评史就意味着尊重那些种类不一的文本。考虑到这些文本的多样性，你要么追求描述的连贯性，不惜伤害某些文本，要么为照顾每一文本的特殊需要而牺牲连贯性。不管结果是好是坏，我已选择了后者。
描述的起点应当尽可能清晰。形成中国文学思想之背景的早期文论无比丰富、复杂，在第一章里我只选择了不多的几段，并以短文形式对它们做了详细讨论，以求清楚地阐述将在后来的文学里再度出现的问题。随着对具体问题的讨论，该时期的大量文本（大部分很短）将再次出现在后面的章节里。这一章展现的只是对早期文学思想的众多解释中的一种。
我的解说采用了统一的形式：一段原文，一段译文，然后是对若干问题的讨论。不过，解说形式将根据不同文本的需要而有所变化。面对《文赋》，如果不首先解决其字词句上的问题即语文问题，如果只限于一般性陈述，则不免轻浮；同理，对于欧阳修的《诗话》，如果仅仅停留于详细的字词句的解说，则是对其真正旨趣的学术逃避。不论文本蕴涵着什么样的“观念”（ideas），这些观念皆与每一文本的不同特性密不可分。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才选择了解说的形式，而不是概说式的论述形式。
本书所讨论的大多数作品，或多或少，皆可划归“文学理论”的名下，但至少有两部——曹丕的《论文》和欧阳修的《诗话》——本身就是文学作品，我也正是这样处理它们的。类似的例子还有两个（都是韵文），一是陆机的《文赋》，一是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在这两个例子里，“文学思想”难以跟十分复杂的语文难点区分开来。所以，对于它们，任何宽泛的解释都离不开对其诗行和字词的精确讨论，而且也不能忽视那些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中国学者的努力和博学。假如读者因为迷失在这类语文细节里而感到不快，他应当去责问陆机和司空图为什么要这么写。这两部作品皆有流畅的英译，如果读者怕麻烦，无意详细了解我们对这些作品的理解其实多么成问题，他自可以到那里寻找满足。
后面几章所选文本更容易按惯例处理；遇到语文问题就解决语文问题，但重心仍放在文学批评史上。虽然被入选的作品只是中国传统近两千五百年中的若干个点，但我的解说是一个开放结构，它允许其他着述不断补充和加入。
在做这项工作的时候，有那么一瞬间，我想象自己用古汉语为古代中国读者解释并翻译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围绕《诗大序》、《文赋》、《文心雕龙》、《二十四诗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沧浪诗话》的注疏传统，其历史的纵深和文海的浩瀚，在西方文学思想传统里，只有《诗学》可以相提并论。像《诗学》一样，这些作品无法从它们的解释历史中孤立出来。
把《诗学》译成简明、优美的汉语，将其术语和观点用熟悉的汉语术语重说一遍，这是相当容易的事。可是，最后得到的无非是这样一个本子：愉快的、有时不知所云有时天真幼稚的、一个关于文学结构的中式论述的版本。可是，我们不应该停留于此，我们应该尝试对它原始的希腊词语做一解释，并说明它们与中文概念有哪些不同；这样一来，必将遇到难题，很多情况下，要弄清希腊词语的力量必然要涉及到繁复的学术争论，它根本无法脱离它们在拉丁语和方言（venaculars）中的解释史（而且也脱离不开这些语词在其方言文学传统内部被自然化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形）。我能想像出这样的瞬间：希腊句子“diokaiphilosophoteronkaispondaioteronpoiesishistoriasestin”被译为这样的英语“ForPoetryisbothmorephilosophicalandmoreseriousthanhistory”。我大概会把它译为这样的中文“诗之于史，理胜而谨也”。对生活在前现代（premodern）的古典中文读者来说，这个说法不啻为无稽之谈：不管怎么说，历史完美地体现着“理”；而“自然律”在诗中的角色必定是成问题的。需要大量的篇幅才能解释清楚，亚里士多德所谓“poetry”（诗）、“philosophy”（哲学）和“history”（历史）是什么意思；对每一个词，古代中国读者都有十分不同的理解。
如果把《诗学》的上述困难表现得似乎无非是翻译问题，似乎该文本在西方传统中的解释不存在严重的分歧，作为学者，无论如何，我会感到不安。于是，我接下来自然要把对《诗学》如此关键的解释问题向读者做一概述，从早期的注释者（让我出于论述的方便，假设《诗学》也有一个注疏传统）罗伯戴拉（Robortello）、莱辛（Lessing）到艾尔斯（Else），再到若干现代学者。读者应当记住，我正在把一套在两千多年中发展起来的概念语汇，翻译给另一个拥有一套完全不同的概念术语的传统。从我的古代中国读者的视角看，这些词汇在这两千多年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意义几乎差不多。或许用不了多久，我的读者就开始摇头叹息，绝望地把它丢到一边了。
这个小小的倒转过来的假设恰好说明了把这些中国文本译成英文的难处。一方面，一个有心了解一种确乎不同的文学思想传统的西方文学学者肯定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翻译，也就是让本来大不相同的东西看起来相当熟悉，一点不别扭。另一方面，注释必须节制，过多的注释会使文本滑入一片繁复的乱章。某些注释和解说孤立地看可能十分有趣，可是加在一起，它们就会把文本及其对文本的讨论彻底淹没。在解说中，我决定仅在两例中充分照顾中国的注疏传统：一例是《文赋》，一例是《二十四诗品》。我的决定既出于它们的特殊困难，也是为了给读者提供一二实例，以了解古汉语中遇到的解释问题；即便有这些实例的帮助，我也不过向读者展示了中国注疏传统的一些皮毛。我自己在阅读和理解中随时要面对那个注疏传统，但我不可能把它们全都拿到桌面上来。对于我的每一个决定，我不能一一辩护，况且，鱼和熊掌往往不能兼得。
多数情况下，我宁取表面笨拙的译文，以便能让英文读者看出一点中文原文的模样。这种相对直译的译文自然僵硬有余，文雅不足；但是，对于思想文本，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思想文本，翻译的优雅往往表明它对译文读者的概念习惯做了大幅度让步。本书所选译的作品大多数都可以找到优雅的英译；可是，中国理论究竟说了些什么，从那些优雅的译文中，你有时只能得到一个相当粗浅的印象。在中文里原本深刻和精确的观点，一经译成英文，就成了支离破碎的泛泛之谈。惟一的补救之策就是注释，如果不附加解说文字，那些译文简直不具备存在的理由。
——摘自本书“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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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黛云（北京大学）
我认为这本书有三重境界、三重意义：一点是其中包括了《文心雕龙》等中国精粹、经典的文论，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中根源性的智慧。第二点是宇文所安对中国的研究非常精到，在西方逐渐被认识。这是研究中国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不可忽视的力量。第三点是这部书堪称近年来翻译中的精品。
——胡晓明（华东师范大学）
宇文所安有自己的定位，他对理论完全没有很强的直接的兴趣，只关注大量的中国文本和西方的文本。……他的作品内容非常扎实。书中除了英译还有评论，有文学理论的阐发。这是因为毕竟宇文是耶鲁大学研究学者出身，教了十年书后才转到哈佛。如对《诗品》的理解，对“雄浑”意境的研究，实际上是通过文本，进入了一个文化共同体。他紧扣文本，完全颠覆了我们一般的概念，是重构经典，回到中国古代历史的真实，从解构文本得出最基本的东西，比中国更中国化，真正解决问题。当然，他的这本书不光是对专门研究中国文论的人，而实际上是给处于文化共同体边缘的人读的，为浅人说法。
——陈引驰（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