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抉原 经学导言》：
王褒言：“宣帝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是白虎本之石渠，石渠又本之武帝，讲论之端，盖自茂陵始也。武帝时，江公与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于是上因尊《公羊》家。兄宽善属文，见武帝语经学，上日：“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观。”乃从宽问一篇。褚大与兄宽议封禅于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日：“上诚知人。”韩婴与仲舒论于上前，其人精悍，处事分明，仲舒不能难也。盖武帝方好文辞，申公对以“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深乖其意。当时家学之废兴，悉视持论之善否以为断，俗学承风，而浮丽之论滋起，西京之学于是而一变也。夏侯建自师事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胜非之日：“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胜：“为学疏略，难以应敌。”张禹先事王阳，后事庸生，采获所安，号《张侯论》。盖皆承浮丽之风，采获牵引，期于饰说应敌，自是章句滋而大道熄也。《前书·儒林传》：申公弟子称许生、徐公，皆守学教授。董生弟子称赢公，守学不失师法。张无故守小夏侯说，郑宽中守师法教授。至是能守师法殆鲜矣。严彭祖、颜安乐质问疑义，各执所闻。王式日：“闻之于师具是矣，自润色之。”孟喜改师法，秦恭增师法至百万言，故《章纪》诏书有云：“虽日师承，亦别名家。”浮华无用之言，至是而大炽。刘歆、班固、杨终所讥为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分文析字，烦言碎辞，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者，皆谓此也。徐防、樊准亦谓其妄生穿凿，竞论浮丽，则至东京而今文之弊极矣。班固言：“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讫于元始百余年，传业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盖利禄之路然也。”其弊皆自武帝启之，必谓汉人之学为皆笃信谨守者，未必然也。
汉初经师传学，繁于传记，略于训说，六艺经传以千万数。而《尚书》初出屋壁，时师传读而已；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丁将军作《易说》三万言，训诂举大义而已。《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其于训说之略，大抵如是，则以师儒之皆致力于传记也。自罢传记博士而章句蔚起，委曲枝派．烦言碎辞，其弊遂至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故徐防请策试：“宜从其家章句开五十难以试之，解释多者为上第，引文明者为高说，若不依先师，皆正以为非。”鲁丕亦言：“说经者传先师之言，非从己出，若规矩权衡之不可枉也。法异者各令自说师法，难者必明其据，说者务立其义，浮华无用之言不陈于前。”盖末流之害既深，故徐防、樊准皆思正言以救其弊。刘歆斥博士为信口说而背传记，许慎诟俗儒为怪旧艺而善野言，古文之学，遂乘之而起，则今文学者有以致之也。马融答刘壤，郑玄答何休，必日“义据通深”。李育、贾逵争论今、古学，必日“往复皆有理证”。盖承博士倚席不讲，儒者竞论浮华之后，徒言义理不足以振其颓，必以证据济之，以引文明者为高说，两京之学，至是而又一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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