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James MacGregor Burns，1918—2014），美国当代杰出政治历史学家，美国普利策奖及国家图书奖获得者，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国际政治心理学会会长。作为“总统的非正式顾问”，他既是美国政治的观察者、思考者，也是敢于担当的参与者。一生著述宏丰，而《启蒙》是他在他临终之前出版，也是其集大成之作。

      启蒙思想如同一场化雨春风，沿着繁荣的印刷文化的新网络传播。它跨越国界，跨越阶级、种族和性别界限，颠覆旧的教条，激发新的期望。在本书中，作者将引领读者走进启蒙运动的火光中心，理解西方文明中个性与思想如何照进现实。从十七到十九世纪，英国、法国和美国三国正是在启蒙精神的指引下，走上了大国之路，也享受到了现代文明带来的无限便利。并且，他还提醒我们，如果今天要力图破译明日世界的复杂问题、潜力，如何理解那些个性与思想，仍至关重要。

      造诣极高的伯恩斯提供了通往启蒙思想巨大潮流的生动指南......幸福、财产、改革、普选，作者将这些重要概念追溯到我们自己的时代，因为至今仍值得为之奋斗。

      ——《科克斯书评》（Kirkus）

      伯恩斯关于十八和十九世纪启蒙运动的这本书，其主题是思想的繁荣。显而易见，这实质上指的是新政，即新的思想和行动带来的有益变革的故事……关于改变西方世界思维方式的迷人讲述。

      ——《出版人周刊》（Publisher Weekly）

引言 启蒙运动的革命性（节选）

在历史的长河中，欧洲思想曾受制于宗教正统观念达数百年之久。除了零星的天主教反叛者和被宗教神圣化的帝王，大多数欧洲人一心指望着“死后的生活”，痴往于那个属于虔诚教徒的天堂。为了维系自身的统治权力，教会与世俗政权联合起来，劳动人民因此饱受贵族与僧侣的盘剥。正如一位捷克平信徒所述，劳动人民“被剥夺了一切，饱受蹂躏、压迫、殴打以及掠夺”，在自己的土地上忍受着饥饿与痛苦。

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认为，当这样一个时代结束时，“深深的忧虑重重地压在人们心头”。那时，无论是诗歌还是编年史，字里行间无不弥漫着忧愁。这让赫伊津哈回想起一首法国民谣：

这是充满哀伤与诱惑的时代，

这是属于眼泪、嫉妒与痛苦的岁月，

疲乏的日子、可鄙的日子，

退无可退的日子。

1517 年，马丁·路德钉在威滕伯格大教堂门上的论文如晴天霹雳般将旧秩序击得粉碎。路德指出，对神的认识不应该来自教皇或神职人员，而应该来自《圣经》，来自信徒自己对《圣经》的领会与理解。这一颠覆性的洞见无论在宗教领域还是世俗领域，均为西方思想带去了革命性的新观念。

从正统教义中解放出来的西方社会又是怎样一番景况？罗马教廷曾警告，失去了统一的领导，人类社会将陷入战争与分裂，呈现出一片混乱的局面。事实印证了教廷的判断。宗教改革迅速引发无休止的冲突，天主教与新教你争我夺。17 世纪初，激烈的内战席卷欧洲，新教领袖的专制与残暴丝毫不亚于信仰天主教的贵族与红衣主教。巨大的恐惧笼罩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人们担心炽热的政治和宗教仇恨会使社会滑向无政府状态，统治者则不仅要应对反对势力，还要应对反对势力以之为手段的暴力行为，如农民起义、城市暴动等。贵族身处危险之中，国王深感不安，但是更为不安的，是饱受侵略、饥荒、瘟疫以及迫害的普通大众。

但是，身陷困顿的欧洲却在思想上充满了活力。在挣脱了长久以来的思想束缚之后，到处都是新的观念与激烈的争论。随着天主教权威的瓦解，人们开始提倡独立思考。从天上的星星到地上的基岩，从人类的内在生命与精神到由人所建构起来的政治组织，所有的现象都得到了新的解读，被重新加以考量与讨论。

奇妙的启蒙时代由此展开，人们在各个行动领域变革着领导权；人性、自由、平等、幸福被赋予创造性与革命性的解读；思想既可以令书报读者乐此不疲，也可以令不识字者津津乐道，既能在法院和议会引发争执，也能在城市街道和偏远乡村导致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