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平安，1964年生，河南卢氏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政治史、中国近代政治史。写作出版《走向大一统》《传统士人的家国天下》《政治家与古代国家治理》《春秋何以无道》《战国何以称雄》《大哉孔子》《中国政治史大纲》《中国近代政治得失》等著作30余部；在《世界宗教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

儒学经典中，拥有着十分丰富的关于“文化领导力”的矿藏资源。这些资源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政治智慧，是我们祖先对于个人修养、文化提升、人生感悟、治国理政经验教训的总结与升华。

作者对传统的儒学经典《大学》《中庸》《礼运》《乐记》《论语》《孟子》《荀子》《诗经》《尚书》《春秋》《周易》等进行了梳理，总结出这些经典中所蕴含的宝贵的“文化领导力”思想。今天的人们要努力实现“文化领导力”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从而共同服务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儒家经典对传统中国的意识形态及人们现实生活的影响

在常人的眼中，儒学经典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才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官方意识形态的。其实不然。在整个周王朝，“六艺”尤其是“诗”“书”“礼”“乐”，早就已经成为做官必须掌握与通晓的必要本领，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孔子开办私学，教育学生，创立儒家学派，其目标与宗旨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主要课程就是关于如何从政、怎样管理社会的学问。秦帝国虽然用法家治国，但对儒学并不采取完全摒弃的态度。秦始皇将四川一名名叫清的寡妇的贞洁行为作为榜样加以宣传，尊她为“贞妇”；秦公子扶苏更是通晓儒学，公开反对其父的“焚书坑儒”的行为，儒家烙印贯穿于他的性格始终。到汉代，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成为中国的“显学”，再次跻身官方的意识形态，从此以后，两千年的中国政治中，“独尊儒术”的思想局面没有过根本的改变。倡导独尊儒术的汉政权瓦解以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有反礼教的玄学显赫一时，又有佛教、道教盛行于世，但作为政治指导的儒学在政治规范与行政活动中始终占据着统治的地位。在朝廷的议论中，也多以儒学为理论根据，而玄学、佛教、道教都只能作为非正统的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四百年的乱世中，统治者也没有将它们作为政治的指导思想。最信佛的梁武帝，在三次舍身同泰寺大讲佛经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宣传儒家的经典，对于《论语》《孝经》和“五经”也有较深的研究。其他的统治者就更不必说了。隋唐时代，虽然在思想界仍然是三教鼎立，但在政治活动中，都是按儒家理论进行的，例如，君臣关系，朝廷礼仪，法制建设都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从来没有让道士或者和尚当皇帝，这些人最高的职位是国师，相当于后来的所谓顾问。宋代以前，“六经”与《论语》并重，孔子独尊。宋以后，儒学的统治地位更加强了。到了南宋朱熹以后，“四书”地位突出，孔孟才开始并称。宋元时代，以儒学为传统的汉民族在军事上打了败仗，对儒学比较生疏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按理说，似乎应该以少数民族的传统作为统治思想来教化汉民族的，但实际情况却是统治者努力学习被统治者的文化即汉民族的儒学传统文化。这种现象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有过，元朝时提倡朱熹理学，清朝时更是不遗余力地提倡儒学。应该说儒学有些方面在清代的总结与发展是空前的。清代在统治者倡导下，编了《康熙字典》，又编了《四库全书》和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对中国古代文化进行了清理与总结，从此产生了中国所特有的考据学。现在，曲阜孔庙中有一处碑林，是历代皇帝立的歌颂儒学的石碑。其中两块大碑却是元代和清代立的，康熙皇帝所立的碑是最大的，重约60吨。汉族皇帝所立的碑都没有那么大。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不断改朝换代，以至有二十四史，而儒学的统治地位没有变，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圣人角色没有变。可见，儒家经典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中是根深蒂固的。[1]

以“五四”为界，儒学的独尊地位、统治地位最后终结。从此，儒学不再是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干，不再是中国社会秩序的制定者，不再是中国当政者心目中治理国家必须遵循的大经大法。儒家的一套准则、宗旨不再是中国社会价值取向和人们思想行为的最高准则，丧失了普遍的规范作用。孔子和儒学不再是中国人普遍崇信的对象。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心目中，四书五经不仅不再句句是真理，甚至还被一些人视为过时的迂腐之论。由于学校废止读经，儒经在学校教育中已无一席之地，不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科书了。概言之，在“五四”之后，尊孔读经、以圣人之道治国的时代业已过去。不过，在“五四”之后，儒学只是被边缘化，并未在中国消失、消亡。它并未“走入历史”，进入博物馆。[2]实际上，儒家经典经过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尊崇，已经“沦肌浃髓”，沉浸于国人头脑与日常生活行为当中。在“五四”之后，儒学经典虽不再是“政治法律”的唯一准则，甚至也不再是“是非善恶，赏罚褒贬”的唯一准则，但是，它对中国民间之风俗伦理以至思想言论、观念的影响仍然是不可低估的。

李泽厚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论传统、论儒学的影响时曾说：

真正的传统是已经积淀在人们的行为模式、思想方法、情感态度中的文化心理结构。儒家、孔学的重要性正在于它已不仅仅是一种学说、理论、思想，而是演化浸透在人们生活和心理中了，成为这一民族心理、国民性格的重要因素了。广大农民并不熟悉甚至不知道孔子，但孔子开创的那一套通由长期的宗法制度，从长幼尊卑的秩序到“天地君亲师”的牌位，早已浸透在他们遵循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观念意识、思想感情之中。其他理论、学派，如老子、庄子、道家、佛教，都未能有这种作用和这种影响。

传统既然是活的现实存在，而不只是某种表层的思想衣装，它便不是你想扔掉就能扔掉、想保存就能保存的身外之物。所以，只有从传统中去发现自己、认识自己从而改换自己。

李泽厚的观点，确实是反映了一种基本国情，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