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芙妮·默尔金（Daphne Merkin）

美国作家，文学评论家。1954年，出生于纽约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但是优渥的家庭并未给达芙妮•默尔金带来幸福。相反，由于父母的漠视，默尔金从小就饱受抑郁症的折磨。为了抵抗抑郁，她疯狂地阅读、写作，并逐渐崭露头角，成为纽约著名的作家。如今，她在马利蒙特学院等多所院校教授写作，并为《纽约时报》《纽约客》《Elle》等刊物撰写文章，并出版多部著作。

抑郁症令人绝望，但并不耻辱；它晦暗不明，但也有斑驳的银光。

在这本生死攸关的暗黑回忆录中，默尔金回顾了自己与抑郁症长达一生的搏斗；她用罕见而又生动的笔触描述了罹患抑郁症的诸般痛苦；她撕去了生活的面具，无所畏惧地坦露自己的心魔，并疯狂地追寻黑暗尽头那束微微闪现的希望之光。

默尔金所受的折磨源于童年时期爱的缺失，并一直绵延至今，如今她的生活运转正常，抑郁症也处于可控的状态，只是并未“治愈”。对此，她总结道：“抑郁症的对立面并非是某种难以想象的幸福，而是一种几近满足的状态。”

名人推荐：

抑郁症就是战场上的一团浓雾。在这本清晰易懂、令人动容的著作中，达芙妮•默尔金照亮了这场与抑郁症肉搏的黑暗绝望的战斗。

——亚当·菲利普斯（英国心理学家）

打开《我快要幸福了》这本书，就像在外宿营时，收到一封密友寄来的长信。我不知道它对你竟然这么残忍，这是我的首要想法。后来，我们都沉浸在悲哀之中而无法自拔。……独自与默尔金才气横溢、满怀情感的杰作相拥，我觉得拥有从未有过的完整和纯粹。

—— 吉尔·索洛维（美国导演）

如果展露给世界的脸庞只是保护自己的面具，那达芙妮•默尔金早已勇敢地摘下了面具，她揭示了自身的真相，无畏地探寻、求索——有时甚而找到了——仅在隧道尽头微微闪现的希望之光。

——格洛莉亚·范德比尔特（美国艺术家）

在我读过的许多书中，达芙妮•默尔金这本描写抑郁症幽灵的优美著作在对抑郁症及其冲击力的叙述方面，zui为精确，也zui有人性。无论是对从事精神健康方面职业的人，还是对亲人深受抑郁症困扰的人，我都会极力推荐这本书。

——格伦·加巴德（美国精神病学家）

这本书的伟大之处在于默尔金评估对手的那种方式。

——彼得·萨克斯（南非艺术家、诗人）

媒体推荐：

我不会是最后一个感谢默尔金女士的人，因其长久地抵抗死亡的欲念，她给予我们关于忧郁症的zui精确，因而也是zui悲痛的描述……默金女士如此直率、优雅地讲述了那些通常被人们故意遗忘的健康状况。

——约翰·加赫，《华尔街日报》

默尔金的散文精致，且不时夹杂着黑色幽默，其叙述优雅、明晰，极富洞察力。……《我就要幸福了》是对精神疾病类文学的重要补充。

——《纽约时报》

默尔金对自己私密的、伴随着各种忧郁症治疗的生活的深度描述，是一次富有启示性的、令人心碎的而又强有力的写作。

——《出版人周刊》

我们仍然觉得疑惑，究竟该如何去解释母亲那种潜藏着的残忍，她的希望就是“吃自己的”，其中我一个姐姐的精神病医生曾经有些夸张地说过，这是一种其他人难以察觉的病理现象，因为她与表面上呈现的截然不同。虽然没法说母亲能让任何一个见过她的人都觉得和蔼可亲，但她确实算得上是某种合格的母亲，冷漠，有些疏离，但并非彻头彻尾的变态——内心的魔鬼被隐藏起来了。她身上并不具备任何正常母亲所具有的那种可供识别的特质，那样的母亲总会对自己的孩子很留意，希望他们能过上好日子，或过上比她更好的日子。事实上，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很难看出她身上所特有的反常之处，因为“母亲”一词，天生令人觉得具有正面的意义。换言之，没人会料到母亲会张着血盆大口朝自己的子孙猛扑过去。

“你的眼泪打动不了我。”我小时候哭鼻子时，她总是会再三这么对我说。她还会发出警告：“你脸上会出现五个手指印。”说完，就扇了我一巴掌。我要是不开心，她就说我本来是个漂亮姑娘，但看上去怎么就丑得吓人呢，她还特地强调“丑得吓人”（ hideous），第一个音节读得很重，第二个音节一带而过。“我也说不清，”她这么说的时候，像是在分析某个化学反应，“只要你闷闷不乐，就要当心你的脸了。”（“闷闷不乐”是又一个她特别爱用的词。）“你看上去怎么就丑得吓人呢。”于是，我就时时刻刻地留意着，努力让自己的五官显得欢快、宜人，担心自己稍不留意，五官就朝下耷拉着，那样子会令人作呕。

别错会我的意思：我母亲并不是什么马大哈，也不是什么疯女人。她很会装样子，但又保持很远的距离：生日宴会上，让厨子伊娃做巧克力霜蛋糕，打电话咨询儿科医生，安排别人带我们去看牙医。但她传递的潜台词却充满了忌妒和轻蔑。“我觉得他有可能是娘炮。”有一次，她突然乐呵呵地这么说我哥，我没在我哥身上发现任何同性恋的迹象，只是有那么一段很短的时间，那时他也就十几岁，留了很长的鬓角，母亲觉得那样子太女性化。还有一次，我冲回家报喜，说我写的一篇小说被《纽约客》采纳了。“你笑的时候，鼻子看上去很大。”我很担心自己的鼻子，我的鼻子是典型的犹太鼻，略略偏大，有点贵族气派，鼻梁下端有点斜，不像朝天鼻那样显得可爱，但就是听了这话，我觉得什么时候真该把鼻子剪剪短。

最重要的是她根本就不想让我们觉得自己有多重要，当然是没她重要，只有她才能占据位子。别老是谈自己，童年时期，当我走到她身边时，她经常这么说，她还会讲自己碰到的不顺心的事、开心的事，说得不亦乐乎。尽管她老是给我们讲她的前程如何如何远大，说要不是纳粹，她也不会中断学业，但她就喜欢将我们的抱负扼杀于萌芽之中。我以前就像《顺其自然》（Que sera, sera）这首歌里的那个女孩那样，总是会大声问她我长大后能干什么，而她就会打破我对未来的幻想，说我只能在列克星敦大道上伍尔沃思这样的廉价超市里上班。我把她的话当真了，觉得自己这一辈子注定只能干干收银的活，打扫打扫货品，穿的还是20 世纪50 年代式样的收腰裙，脚上套双干活时穿的平跟鞋。到了晚年，她很开心地发现“我所有的孩子都和穷光蛋结了婚”，仿佛我们所有人过得一天不如一天就是她内心最深处的梦想。

如今，已经过去四十多年，我终于写出了这些用来弥补的话语，对饱受伤害的自我进行微观的剖析。我躺在床上，倚着枕头，姐姐和我聊了很长时间，一直聊到了凌晨三点多，我们彼此的公寓就隔着一座公园，而我们就这么一直警醒着。这座不夜城大多数时候很安静，只是偶尔会传来车子驶过的声音和行人的哭声。姐姐和我沉默了一会儿，这些错事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伤害，并在随后的岁月中余波犹存，使我们无法作为成年人好好地生活下去，我们都在评估着那样的伤害究竟有多大。

尽管我们都遭了殃，但个体的顺应性总归还是存在着的，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所以这也就塑造了每个人的命运。“男孩子们”（在我的心目中，兄弟几个就是这样的形象，虽然他们都已经五六十岁了）调皮捣蛋，应该比“女孩子们”（姐姐们和我自己就是这样的形象）处理得好，他们把过去都抛诸脑后。而我，我要吃很多药才能艰难度日，这种药要吞二十毫克，那种药要吞七十毫克，多巴胺受体激动剂、精神安定剂，还有兴奋剂，各种颜色、形状，大小不一的小药片，这些药以他人无法理解的方式改变了我大脑的化学结构，但它们仍然会帮助我好好地解释一下，我怎么会这样，怎么会去详细地讲述这个该受诅咒的故事。

是什么导致父母会有那样的行为，我们又为什么会采取那样的应对方式，有的人受到的伤害比其他人更深，但所有人都受到了影响——如果我们能弄明白这些，对现在会有用吗？我还有个疑惑：如果我们能有机会恢复自己的本来面目，摆脱那些悲惨的事情，我们就真会去抓住这样的机会吗？创伤的本质不就是再三地重复创伤本身，就像神经官能症的本质不就是拒绝改变，害怕走入光亮之中而离开熟悉的阴影吗？如果最后我不能变成自己，那我怎么会去改变呢？一切的一切都在困扰着我，让我将自己想象成另外一个人，乘着爱的激流被送入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勉为其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