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折：深圳1949/我们深圳》：
第一章 乱世众生
采写手记
1949年，那是一个遥远的、笔者还没有出生的年代，而深圳也不是现在的深圳，它是一个隶属宝安县的古老墟镇。
特别地好奇，于是就有了2017年1月10日约访梁柏合、陈敏学、卓辉几位老先生，地点在当年深圳墟镇中心，如今解放路和南庆街口交叉的新安酒家（酒家其实已更换新名为鸿安酒家，不过他们习惯称呼那个从1960年开始使用的老名）。
此时，1927年在深圳墟鸭仔街出生的梁柏合90岁；1929年在深圳墟东新街出生的陈敏学88岁；1937年在宝安龙华弓村出生的卓辉是他们当中最年轻的，也80岁了。几位深圳土生土长的长者习惯了广东式的饮茶，边饮边聊……
1949年是民国三十八年，按农历（中国黄历）算为己丑年，那年有点像翻开老黄历的吉数八字时辰宜忌，费琢磨……
不过，长者们并不按照框定的年份诉说，他们记忆的细节在旧日的时光里跳来跳去，总落在他们自己最深刻的枝丫上。
既然无法把他们的记忆固定在一个时间的笼子里，就由了这些细节微妙且无所顾忌地穿过己丑年，看似毫无关联的它们缓慢地铺展着前因后果……
深圳墟积攒的岁月由年龄最长的梁柏合开始，也几乎由他包场。
梁柏合比画着木头竹子叠成的防劫五重门；陈敏学惟妙惟肖模仿着客家婆娘那长长的一声“兑——尿”；卓辉却是从一双胶底的冯强鞋升始……
他们一同记住了1938年10月日军侵占深圳的日子。日军司令部强占南庆街的鸿安酒家，西和街驻扎了日本宪兵队，北门街的“慰安所”有一群踏木屐罩和服的军妓，而雍睦堂（当年深圳小学）便成了日本军营，这些地点压抑了许多家破人亡和流离失所的哀痛。
梁柏合10多岁时亲眼看到日本军曹从北门街（今新园宾馆附近）慰安所出来，手中执着一把长剑，四肢摇摆一路吼和唱。蔡屋围有个80多岁的老伯从西和街（今解放路西段）走出来，恰好碰上了军曹。老伯年纪大了，懵懵懂懂忘了要向日本人鞠躬，更忘了说日语“阿里阿多”（你好），军曹抡起巴掌大吼“八嘎亚鲁”（混蛋），左一耳光右一耳光，老伯在耳光的狂风中趔趔趄趄，军曹猛得连自己都招架不住，累得停下手。这间隙，老伯哆嗦着移动了小小的一步，也许只有三五寸的一步，军曹立马一脚扫去，老人倒下了，呻吟着要爬起来，军曹抬起又大又重的日本军靴，又踩又跺，老伯“呀呀”地叫，身子渐渐成了无力翻动的“干虾米”……
“太惨了，我不敢看……”梁柏合说自己赶紧掉头躲进店铺。
“我好憎日本人”，这句话他说了三遍以上。
梁柏合说深圳墟有几个汉奸，有个叶福，有个刘七，还有个刘林。汉奸经常到布吉、龙华、观澜、岗头等游击队活动区化装一番搜集情报，还带日军去扫荡。抗战胜利后，大家恨啊，你一棍棒我一竹杠追打日本人的“狗”，追到北门街的井头（今新园宾馆附近）活活把一个打死了。
他突然停下了，侧头看着陈敏学：我睇你陈敏学成日跟着日本仔，我想你个汉奸仔……
陈敏学笃定地笑了，没有答话没有解释，只是看了看笔者，那眼光说：你懂的。
懂，2005年笔者曾经采访陈敏学，知道他跟着日本人的缘由。1940年，日军岗田部队一个加强团大概1，300多人第二次进驻深圳。司令部再次设在南庆街的鸿安酒家，这回东新街的“新东方”和养生街、深圳小学都驻进了日军。、
傀儡政权维持会，除了残暴统治还强迫进行奴化教育。日军特设带特务性质的机构“宣抚班”，班长龟山在养生街设立日语学校，到各家各户强迫孩子入读。
这天，日军和维持会长拿着枪来到陈敏学家，会长咧开口笑：有书读！每人每周还发三两米。
阿妈看着他屁股后的枪。
陈敏学从阿妈身后钻出来：真的？三两米？我去！
对于饥寒交迫的家，三两米意味着什么？除了陈敏学，深圳墟还有几十个孩子开始学日语，11岁的陈敏学在日语学校学了两年。语言能力特别强的他成绩最好，龟山很赏识，干脆给起了个日本名字“铃木三郎”，一高兴还带陈敏学到日军营房玩，甚至留食留宿，有时让陈敏学做些翻译工作。原来不让他听汉奸情报的维持会也找他静忙翻译了。
1943年的冬天格外寒冷，这天晚上，陈敏学独自待在黑灯瞎火的小破屋，“嗖”地闪进一人，悄声说自己是东纵抗日游击队的。陈敏学差点跳了起来，每每岗田部队抬着伤员回来都骂骂咧咧游击队“八嘎亚鲁”，不是炸桥梁就是毁铁路、烧炮楼……他知道这个游击队，没想到游击队找上门来了，14岁的陈敏学一时愣住了。
那人似乎什么都知道，说陈敏学没干过什么坏事，帮过老百姓，同情被日本仔迫害的人，还解救过游击队员。
“今天找你，想你为我们做点事情。”
“你们家也被日本仔害死了好几个人，想为他们报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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