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潜诗学研究》：
标举以“杜诗为的”乃沈德潜立意沟通格调与温柔敦厚之所在。“格调”既是沈氏是对前、后七子诗学上的承传，亦是沈德潜当时身处的社会形态下的声音，即是唱出盛世之音，而非七子的慷慨悲歌。故而，温柔敦厚即是格调派在创作上的思想内容的指导，而格调即是其形式音韵方面的追求。这样便不难明白何以他既以杜诗为诗学方法论的典范，而又处处强调杜诗的忠君爱国思想，突显杜诗在内容与表现手法上之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
若纯以“温柔敦厚”一端而论沈德潜的诗论，有些论者斥之为封建政权的“走狗”“奴才”，从这样拘执一偏而下判断并非客观的学术研究。我们一方面既要从“格调”与“温柔敦厚”这两个属于沈德潜诗论的核心人手，探索其关系所在。另一方面，我们亦应着眼当时的政治态势，对处身其中者如王士稹以至于沈德潜的诗论背后可能蕴藏的意识形态元素作出衡量，这样便期能做到内缘上的学术与外在的政治因素相结合的客观研究。由清初以降，清廷在意识形态上的刻意经营与风声鹤唳的文字狱双管齐下，“温柔敦厚”这一传统诗教由官方的大力鼓吹作为意识形态的策略而至于沈德潜将之融入“格调说”，故能独鸣于世。然从诗学角度而言，“温柔敦厚”之作为格调派诗学的重要元素之一的意义有两点：一方面在于诗歌的内容方面，“盛世”及其恐怖时代的文字狱底下焉能容忍“噍杀之音”？然亦相对地在风格上与思想内容较“流于光景”的神韵说迈出了一大步，为当时的诗学困境找了突破处。故由此而言，“温柔敦厚”则乃沈德潜标准格调诗说然又能安然无恙于严苛的意识形态底下的必要元素。
故而，沈氏在《唐诗别裁集》中固然乃以格调济王士稹《唐贤三昧集》及其神韵说的不足，而其中更是力求以合于温柔敦厚的性灵说以汇通格调与神韵。《唐诗别裁集》中大量的选录杜诗及《杜诗偶评》正是沈德潜力求融合格调说及温柔敦厚两个诗学理念的努力所在。
纵使沈氏趣向在唐诗，然并不排斥宋诗，晚年更编选了《宋金三家诗选》。然而，其所选亦乃出于苏东坡、陆游与元好问的诗乃渊源于杜甫，这无疑太过坚持其个人诗学理念所致而未能欣赏宋诗的真趣。而从《明诗别裁集》这一选本则可见沈德潜对明代风起云涌的诗坛的批判。有别于钱谦益对前、后七子的强烈贬抑，沈德潜充分肯定前、后七子对明代诗坛的贡献，然又不乏中肯独到的批评。然而对公安以至于竟陵的评价显然又过低，这与其诗学理论的偏向不无关系。沈德潜之所以为一堂堂的诗论家，不为文化奴隶，不为文学弄臣，正可从其编选《清诗别裁集》可见一斑。“以诗存人，不以人存诗”正是文学独立于政治以外的堂皇而明亮的主张。综观明、清两代的选诗者的选诗标准，大多出于派别标榜与门户之争，沈德潜的选诗标准凸显其正直的人格作为文人的光辉的一面。钱谦益之被冠于《清诗别裁集》之首，乃“以诗存人，微存史意”，然而更重要的意义乃在于沈德潜力求文学独立于政治，超然于意识形态，尽管他不可能不知道收录钱谦益这种为清廷恨之入骨的“贰臣”以及钱名世这样的“名教罪人”的诗作所会惹来的麻烦。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