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努斯的面孔：中国现代“乡愁小说”论》：
在中国古典乡愁文学中，作家缅怀故里之时将女性纳入视域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即使偶尔会有女性现身，也大多是贤妻良母，女性的形象是模糊的。并且怀旧中女性形象的出现也往往与作家羁旅落寞的孤独或者因罢黜而官场失意的愤激相关。譬如，杜甫《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②这是杜甫被安史叛军所俘，困居长安时所作。诗中杜甫怀想了妻子在鄜州独自对月思夫的感人情景，然而云鬟、玉臂、泪痕的断片虚构仍不出“思妇”的形象范畴。在这里，妻子（女性）成为杜甫困厄之时怀旧的情感所指，但是她的形象是模糊的，或者说怀旧中的女性书写并没有溢出“妇德”的伦理畛域。
诚然，在诗歌的文体形式中要求作者去缜密地描写人物的形态与情态确实勉为其难，然而当“乡愁”越来越活跃于中国现代小说中时，充分地描摹女性形象或使之承载更多的情感寄托就变得更为便利了。于是我们看到在中国现代乡愁叙事中，乡土与女性的联姻就不是一种偶然。一方面推至既往的故土重温可以将旧情点燃，一定程度上纾缓了异乡游子孤独落寞的个人情怀；另一方面故乡与女性的同现又能够以主观情感化的认知方式言说作者的性别理想。于是我们看到，在乡愁的情感投射之下，怀旧中的女性形象往往是被强大的原乡精神所裹挟的、浸染的女性形象，是知识分子羁旅怀旧的对象与同情、反思乡土的载体，并因男女作家性别立场的差异而呈现出复杂的面貌。
一|’不l日中女性理想化与他者化
就大多数男性作家而言，女性与故乡往往是一体的，是承载作家乡愁的对象，作家对女性的想象与故乡的情感认知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但是作家之于故乡的情感其实是矛盾而复杂的。一方面，他们怀恋故乡，排斥异乡；另一方面，他们又立于异乡而不满于故乡的封闭、保守与落后。那么，在这两种不同情感的驱动下，故乡中的女性形象也就相应地呈现为带有理想化色彩的女性形象与具有典型落后国民性特征的女性形象。虽然这两类女性形象迥然有别，但是其实质都是对于女性的他者想象，只不过前者被完美化罢了。
理想化的女性形象是作家对于女性完美性的想象，其认知基础在于故乡相对于他乡先验的优越感。譬如客居北平“窄而霉小斋”的沈从文虽沐浴着城市的现代喧嚣，却时时以乡下人自居，而且还执拗地要坚持“乡下人的意见”。因为在作者看来，故乡健康、自然的人性相对于都市中人的“阉寺性”，有着显而易见的优越性。那么，当作家再次怀想故乡湘西时，一个浑身都充满了大自然的灵气，性格乖巧、内心无比纯净，“处处如一只小兽物”的翠翠就成了乡愁的情感对象物。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翠翠天真无邪的“孩子气”似乎覆盖了作为少女的“女人味”，我们难以觅得她作为女性的性别自主感。譬如就翠翠和天保、傩送的爱情叙事来说，翠翠大都缺乏独立性、主动性。诚然，作为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在初恋中的被动合乎情理。但是笔者所要追问的是，对翠翠爱情中的被动行为的书写到底是力图呈现爱情中少女的羞涩、矜持，还是突出翠翠不谙世事、纯真的孩童天性？然而对这一问题非此即彼的回答都将是一种偏颇，因为翠翠作为少女的性别感与其童真的纯洁感其实是一种互证关系。天真、纯洁的“孩子气”赋予了爱情以圣洁之感，反之圣洁的爱情唯有在健康、自然的人性中才能存在。沈从文并非要着意表现翠翠的“女人性”，而是力求呈现、印证故乡健康自然的“人性”的美好。翠翠在爱情中的被动姿态，恰恰最能够充分展现故乡“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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