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德温文学之宗教研究》：
鲍德温的“个人宗教”既有独特的个性，更不乏普遍的人文关怀。因此，他探求的理想父亲（上帝）也包括来自主流社会不同阶层的代表，与黑人父亲相辅相成，一起勾勒出大写的“父亲”所应有的内涵。白人的种族“优越论”在“父亲的悖论”面前同样显得苍白无力，对横亘在父子之间的嫌隙束手无策，白人父亲因之无法摆脱被儿子“阉割”的宿命。鲍德温在《乔万尼的房间》和《另一个国家》中塑造了三个分别来自上、中、下阶层的白人父亲，在解构与建构的交织中表达了其一贯而复杂的“父亲观”。需要指出的是，白人父子矛盾的焦点是父亲的“同性恋恐惧症”，鲍德温借此从主流价值观的角度声明，同性恋这一备受诟病的“边缘人性”不仅是黑人的独有标签，还表达了对复杂人性的尊重与张扬。透过此另类的视角，鲍德温旨在构建一个胸怀宽广、求同存异的伟大父亲，他不拘泥于流俗陈规，能够客观公允地悦纳儿子的“偏离”。
埃力克的父亲是亚拉巴马州一个小镇上的商界要人，在社会上呼风唤雨，左右逢源，为孩子积攒了殷实的家底，误以为这就是父亲对儿子最大的爱。殊不．知，其辉煌的社会形象仅是成功父亲的一个方面，他忙于社交应酬而忽略了父爱在孩子早期成长中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父爱的缺失导致年幼的埃力克在心理诉求上的偏离和性格的畸形，他首先爱上了家中的司炉工亨利，在潜意识中弥补了父爱的空缺。与亨利的肢体接触催生了他对同性恋的朦胧认知，“平生第一次，他感受到了一个男人的手臂抱着自己，也是第一次感受到了一个男人的胸膛和小腹”，因此“他感到非常恐惧，朦胧的、强烈的恐惧”。①不过，“他所经受的恐惧仍然不够，岁月将会证明这一点”。②他们的亲密关系被识破后，父亲辞退了亨利，埃力克刚刚找到的精神寄托随之被夺走了。孤独让他与黑人男孩里洛伊走到了一起，由此“开始了一个男人的生活”，让他“把隐藏在内心的东西展示了出来”，而“展示的意义在于：所展示的内容是真实的，而且也必须承受住”。①可是父亲所代表的主流价值观认为同性恋是“龌龊”“病态”，甚至是“罪恶”的代名词，这与埃力克的本能冲动发生激烈的撞击，令其疑惑不解，“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们到底给别人造成了什么伤害”。②父亲始终不肯妥协的传统价值观念终致埃力克离家出走，只身漂泊到巴黎，逃离了“这个时代的种种界定，即那些呆板得可怕的胡言乱语”，设立了自己的标准，因为“在人生的道路上，他不得不创造自己的标准，作出自己的界定。应该由自己来弄清楚自己是谁，也有必要弄清楚自己是谁”。⑧埃力克与法国男孩伊夫的爱让他的人性复活，成为“来自天堂”的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另一个国家”。由是，同性恋被赋予了终极救赎的神性，颠覆了主流道德体系的冷酷理性，作为其对立面的父亲也因之被彻底消解。不言而喻，鲍德温在此处对理想父亲的建构显然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间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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