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学群，1956年生于北京，1988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供职于历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著有《钱穆学术思想评传》（1998）、《王夫之易学——以清初学术为视角》（2002）、《清初易学》（2004）、《清代思想史论》（2007）、《清代中期易学》（2009）、《中国儒学史·清代卷》（2011）、《明代遗民思想研究》（2012）、《吾心自有光明月——王阳明思想原论》（2017），以及合著多种。编有《求真务实五十载——历史所同仁述往》（2005）、《清代学问的门径》（2009）等。另外在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本书结合时代从钱穆原著出发，详细讨论了他的学术思想史，包括平民阶级觉醒之诸子学、史学为经学显真是之经学、个人自我发现之玄学佛学、大我寻证之理学、以宋学识近世学术之清学，以及求以合之当世之历史学、文化只是人生之文化学，揭示以上诸领域的特色及贡献并为其定位。钱穆，就学科分类讲是史学家，从信仰来说又是新儒家，他是立足于史学梳理传统思想文化的新儒家，也是从儒家视野审视传统思想文化的史学家。简言之，钱穆是史学出身的当代新儒家。

他强调，必须把史心、史德、史识、史才与史法、史义结合起来，才能成为史家。世界上绝对没有纯客观的历史，我们决不能把过去的史实全部记载下来，不能不经过主观的观察和了解而去写历史。我们必须对史实之背景意义有所了解，并有了某种价值观，才能拿这一观点来写史。因此，历史必然寓褒贬、别是非。史家记载下来的历史，不但要与史实符合，且须与其所记载的一段历史之过去、未来相贯通。若不能贯通，则此项记载不能称为历史。他写道：
写史有“史法”与“史义”，如何观察记载是“法”，如何了解历史之意义与价值为“义”。如何获得史义，则须有“史心”“史德”“史识”。惟其有史家之心智，才能洞观史实。而史心须与史德相配合，那样才能得到史识。
他特别强调史心、史德、史义，并强调它们与史才、史识、史法有机结合，把民族大义、社会道义、中国情怀与客观主义评价统一起来。除此之外，还有如下具体方法。
第一，共殊相别，变常互通，以求尺度准确。
钱穆的史学研究，特别注意阐发民族历史的特殊性，指出：“研究历史首先要注意的便是其‘特殊性’。我们以往的传统，与其他民族有变有异，有自己的特殊性。没有特殊性，就不成为历史。如果世界上一切国家民族，都没有其相互间的个别特殊性，只是混同一色；那就只需要，亦只可能，有一部人类史或世界史便概括尽了。更不须，也不能，再有各国国别史之分。” 20世纪40年代冯友兰在“贞元六书”，特别是其中的《新理学》《新事论》中提出过“别共殊”的问题，但冯友兰意在指出世界文化发展大势之共相，因而把中与西的文化问题置换为古与今、中古与近代、生产的家庭化与社会化的问题。当然，后来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论著也充分注意到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特殊性。梁漱溟自始至终关注着“殊相”与“个性”，当时曾就文化的共殊问题，“中西之异”是否就是“古今之别”的问题，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批评了冯友兰。钱穆极力强调文化与历史的民族性、个性、特殊性，对“无分中外，惟别古今”，以欧洲历史文化的发展作为唯一尺度来衡量中国的主张给予痛斥，指责提出上述观点的人蔑视文化的个性，“袭取他人的格套，强我以必就其范围”。
他在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特殊性的同时，也并非简单否定普遍性、时代性。在他看来，一些人所说的文化的普遍性并不具有普遍性，而是拿着也是殊相的西方史作一些似是而非的抽象，当作教条，当作共相。例如，所谓“五种生产方式”云云，对东方民族或其他民族，甚至在西方史上也没有普遍性。对所谓“中国比西方落后一个历史阶段”，仍处于“中古”或“封建”诸说屡加批驳，反对用“封建”两个字概括中国的传统社会，反对以“专制”两个字概括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有力地驳斥了这两个名词的滥用，言之确凿，论证有力。中国西周的“封建”根本不能与西方中古封建制度相提并论，秦汉以后更是不同。中国古代政治特别是官制，是世界文化史上的特例，与世界上其他近代社会相比，中国古代社会及政治结构确有其特殊性。钱穆主张深入细致地、不带先入之见地把东西方，首先是中国史的问题弄清楚，再来考虑人类文明的共性问题，这才真正是一种史家的态度。
关于历史的变异性，钱穆不仅没有忽视，反而对它做了精到的研究。他重视历史在变动中的进展、历史时期的变异性，指出：“历史时代之划分，即划分在其变上。如果没有变，便无时代可分。”无时代之变，便无历史可写。“历史之必具变异性，正如其必具特殊性。我们再把此二者，即‘特殊性’和‘变异性’加在一起，就成为历史之‘传统性’。我们研究历史，首先就当知道历史的三种特性。” 他以历史的特殊性与变异性来看待历史，肯定“国家之存在，民族之绵延，历史之持续，自当有随时革新改进之处”，但告诫国人“没有半身腰斩，把以往一刀切断，而可获得新生的。我们要重新创建新历史、新文化，也决不能遽尔推翻一切原有的旧历史、旧传统，只盲目全部学习他人，便可重新创造自己” 。
应该注意到钱穆还是更重视文化的特殊性，这一点与梁漱溟大同小异；而冯友兰强调普遍性，甚至把中西问题还原为古今问题，当然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不适应社会的发展，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实事，否则就不会有近百年来的现代化。因此强调文化的特殊性离不开一般性，应在一般性的基础上谈特殊性，这样才能体现一般与特殊的统一。也就是说，应该立足于现代化（西方开其先，具有一般性），再谈传统文化（特殊性），如此才能准确地把握哪些传统文化更适应现代化，哪些传统文化不适应，传统文化正是在适应现代过程中被现代化的，而那些不适当的必然被淘汰，真正成为历史。
第二，内外兼修，通专互涵，以求主客统一。
钱穆既是专家，又是通儒，一再坚持章学诚“道欲通方，业须专一”的主张，一再批评门户之见与党同伐异，且都非常深刻。通专结合是史家的一大目标，只有做到通专结合，才能真正把主观与客观统一起来。他不仅在专门问题上用功甚勤，而且还强调通识。学问“贵会通以求，不贵分别以观” ，通学在前，专精在后，先大体而后小节，才是学问之常轨正道。
关于主客统一。按当代诠释学的观点，所谓历史传统，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而是主客观的交融和统一，涵盖一切过程和关系。传统其实就是理解者内在地置身于其中的历史，在历史学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理解者或史学家的视域就进入了他要理解的那个视域，并与过去的视域不断融合，历史的主体就属于传统并参与传统。我们总是在一定的传统中理解、改铸、发现、创造新的传统。传统是多维的、开放的、变动的，而且是历史上人们不断参与进去的过程。
……

导?言 ／ 1

第一章?心路历程?文化人生 ／ 1
早年：桑梓时期 ／ 1
中年：大陆时期 ／ 25
晚年：港台时期 ／ 46

第二章?平民阶级之觉醒——诸子学 ／ 61
泛论诸子 ／ 61
儒家与墨家研究 ／ 73
道家研究 ／ 84
诸子的统一 ／ 95

第三章?史学为经学显真是——经学 ／ 103
经学之今古文问题 ／ 103
经学的渊源 ／ 117
经学的发展与精神 ／ 125
《易》与“四书”的研究 ／ 132

第四章?个人自我之觉醒——玄学、佛学 ／ 145
玄学的产生、精神与流派 ／ 145
佛教的传入及中国化 ／ 153

第五章?大我之寻证——理学 ／ 163
理学的渊源与发展 ／ 164
北宋五子研究 ／ 171
朱熹研究 ／ 179
王阳明研究 ／ 198

第六章?以宋学识近世学术——清学 ／ 207
清代学术思想的渊源与分期 ／ 207
明末诸遗老的学术思想 ／ 225
顺康雍时期的学术思想 ／ 247
乾嘉时期的学术思想 ／ 257
道咸同光时期的学术思想 ／ 278

第七章?求以合之当世——历史学 ／ 289
史学理论 ／ 289
史学方法 ／ 295
史学视野 ／ 303
第八章?文化只是人生——文化学 ／ 317
文化理论 ／ 317
中国文化的发展 ／ 327
中国文化的精神 ／ 333
中西文化比较 ／ 342

结束语 ／ 357

附　录?钱穆年谱简编 ／ 360

主要参考文献 ／ 369

后?记 ／ 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