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绍基《五云楼诗帖》内容为后蜀国主孟昶妃子花蕊夫人的10首宫词，创作于“乙巳”，即道光二十五年（1845），作者时当中年的46岁。何绍基当时在楷书及行书方面，已形成了成熟的个人风格。该诗帖正是以颜书《争座位帖》为根底，融入篆籀笔意，结体大开大合，线条变化丰富，既有行草书的飘逸潇洒，又有篆隶书的端庄肃穆、古拙质朴，典型地体现了何绍基中期行草书劲健奇崛、“颜貌碑味”的特色与魅力。
法书刻帖是古时用来传播传承书法技艺的重要手段和载体，官府与坊间以及文人士大夫私家刻帖，代不乏例，蔚然成风。同时，也形成和积累了摹写上石、镌刻棰拓、剪裱装帧等一整套完备技艺和方法。上佳刻帖拓本，既显现原迹的形神韵味，更能寻绎笔法，使其转出入一一可察，可谓下真迹一等。
历代文人、书家对刻帖更是讲究，非但逼肖，更以得笔性、笔意为上。何绍基书法理论和实践也有从碑刻中悟得古人奥旨而构成何体书法基本特色元素的。此外，他关于碑帖刻拓，刻手要“善书”“见笔性”“得笔意”的论述，鞭辟入里，独到精深，可作为鉴赏、鉴别碑版真伪优劣的一份明晰的标准。
该诗帖拓本原为经折装，共48页，每页24厘米×14.5厘米，每页两行，每行3字，字大5至6厘米见方。整体通览，字形体势柔和自然，无有一处僵直板滞感，个个字神饱满，字口清晰，锋棱宛然，犀利如初。此中可见勾摹、镌刻者在追摹点画形状神肖的同时，能顾及字与字之间的笔意连属，行笔中丰富的轻重提按、疾速迟涩以及转折、破锋等细微处都得以忠实表现。如帖中“龙”“脑”“郁”等枯笔及虚处处理，十分精到。摹刻手非谙熟何氏笔法，精究其笔意，通晓何氏刻拓论述，是难以如此逼近手写之情致的。
再及拓工和纸墨，可谓毡蜡得宜，纸墨相发，淡而不浮，光泽妍润而又沉静鲜活，尤以蝉翼肌理，如笼纱淡月，灼然纸上。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应当惠及每一位炎黄子孙，并世世代代传承下去，发扬光大。此诗帖拓本的梓行，既是对文化古籍的保护，也为习书者提供了极好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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