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艺术评论（第三辑）》：
一、从“向后看”到“向前看”：文化反思浪潮下中国电影的创作走向
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成为不可阻挡的大趋势，在多种力量的交织博弈下，新时期文化大反思浪潮激发出愈加强大的力量。在这个大背景下，大众也开始意识到，如若只是一味抚摸伤痕，诉说苦难，推卸历史责任，就不会有清醒的自主意识，也不会成为自觉的历史主体力量，这就亟须“全民族对‘文革’的进一步反思，这种反思必须进入到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层次”①，才能有效地抵御传统文化中腐朽落后因素的恶意渗透。这一时期诞生的不少电影作品中，往往充斥和交织着两股力量——对“文革”浩劫的反思和对西方现代化资源的接受。它们之间在相互角力中共同推动着电影创作观念和实践的革故鼎新。
20世纪80年代初期，《生活的颤音>《苦恼人的笑》《泪痕》《小花》等伤痕电影如雨后春笋般浮出地表。在现实主义观念的引导下，这些影片围绕着人性、人情的表达诉求，以人道主义启蒙为精神核心，呈现了“文革”对生命个体的精神戕害和心灵折磨，强烈控诉了高压政治，对“四人帮”恶行的揭露和鞭挞成为这一时期电影主要的情感诉求，这一点正是引发观众情感共鸣的“爆破点”。裹挟在反思浪潮下的“伤痕电影”以痛定思痛的姿态经历了“由感性的表象层面而日渐渗透到理性的精神层面的过程”。②随后，电影界又迅即展开了全民性的文化反思，不少影片开始以一种反思的姿态活跃在银幕上，如谢晋导演和他的“反思三部曲”——《天云山传奇》《芙蓉镇》《牧马人》。这些影片在呈现“文革”伤痕的同时，也开启了反思“文革”的征程，深入批判了“文革”浩劫中极左政治及封建落后文化，并将矛头指向其所产生的深层历史动因，试图以理性冷静的思考去揭示各种创伤和悲剧背后隐存的诸多社会问题，在集体无意识、共通的民族心理和历史反思的基础上实现与大众和市场的对话和沟通，成就了震撼人心的时代经典。
尤其是在纪实性美学理论的影响下，不少影片不仅冲击了我国“重表现、轻再现”的美学传统，也突破了极左思潮中文学艺术过度“提纯”的概念化束缚和桎梏。继《邻居》《沙鸥》上映后，《都市里的村庄》《见习律师》《我在他们中间》《城南旧事》等一大批纪实性风格的影片接踵而至，这些影片将蕴含的哲理性反思消融在通俗的故事和简单的人物情感之中，并试图运用纪实性风格达到“渐近”生活，呈现生活的真实感，有力地驳斥了“高大全”式的僵化模式，批判了尚未肃清的极左思潮。
在这股改革与革新相交织的浪潮中，一些电影创作者开始将视角转向现代化改革历程中的“不良反应”，以及改革历程中生命个体内心的挣扎和矛盾，迅速捕捉到大众对现代化改革的诉求与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恪守之间的矛盾，以及横亘其间的难以言说的、微妙的社会心态和情绪。以第四代导演为例，他们的影片开始倾向于关注农村改革和城市变迁，大多以“人的觉醒”为主题，揭示旧的经济体制、传统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与现代化改革机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如颜学恕的《野山》，不仅传达出对坚韧改革精神的肯定，也保持着一种清醒的、自觉的认知，呈现了改革之路的艰辛与曲折。还有一些影片将视角聚焦于改革开放大背景下的平民小人物，关注他们的喜怒哀乐和酸甜苦辣。比如获得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的《人到中年》，影片从生活真实出发，在现实和回忆的交错中，聚焦于普通人崇高的精神境界，在深邃的意境中描绘了小人物的真、善、美，成为一代观众的银幕经典记忆。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第四代导演一方面秉承对电影语言现代化的探索精神，以诗意化的儒家风范构成独特的影像系统；另一方面，他们开始流露出明显的理想主义气质，在作品中显现出敢于直面人生和积极投入生活的激情。不难发现，中国电影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表层叙事到深层挖掘人道主义及改革精神的转向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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