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远共生：艺术批评的文化视野》：
表现什么与如何表现，是艺术创作与研究的核心问题。在内容取舍和技法抉择背后，无不隐藏着私人性或公众性的文化动因。霸王别姬从历史走进艺术的变异过程，彰显的恰恰是文化的塑形功能。
一、霸王别姬母题演变的因素探讨
作为一个叙事母题，霸王别姬长期处于被重写的状态。如果以文学为界，我们大致可以将影响文学重写的因素分为文学外部因素和文学内部因素两大类。
关于外部因素，这是众多探讨重写文学的文章主要论及的原因，大致可以归为性别文化、消费文化、政治文化三类，这三类因素大都通过渗透的形式影响到作者的文化背景，进而影响文本的具体形态。这方面的研究，学界已有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在此不再赘述。内部因素则是笔者想要重点探讨的制衡因素，也是此前的研究较少涉及的部分。这里也可以分出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首先，作家经历问题。文学创作大多是作家从自身经历中提取素材完成的，尤其是在重写问题上，作家经历所起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作家之所以会选取某个旧事进行重写，或者是因为这一故事与自己经历有颇多相似之处，能够寄予自身的人生感慨，疏泄心中的淤积；或者是因为这一故事与自己的见解背道而驰，触发了作家的批判意识。无论是相合还是相悖，在重写过程中，作家都会把自己的人生经历投射到新的文本之中，从而改变了旧故事的原有面貌。以司马迁的《项羽本纪》为例，如果不是司马迁本人的悲剧遭遇，很难想象项羽会以既有英雄气概又有儿女情长的光辉、正面的形象出现在史书的序列之中。霸王别姬这一场景，也正是为了烘托霸王的英雄之气、儿女柔情才进入了司马迁的书写视野。
其次，文学观念问题。文学观念，其实是整体文化氛围在文学场内的折射，却与作家本身的取舍紧密相关。就以明清盛行的道德论文学观念为例，这种文学观念的形成与明初统治阶层的大力倡导和强权压制密不可分，但是当时的文人群体却几乎完全认同了这一观念，因为这一观念与文人群体接受的儒家教育有本质上的相通之处。因此，在明清的书写中，霸王别姬故事一方面得到了圆满的呈现，另一方面却以虞姬殉情自杀这样富有道德说教意味的结尾收场。而到了当下，经济的迅速发展促使了消费主义的膨胀，作家的精英立场、批判意识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变得不堪一击，由此导致了消费文学的现象。这种消费心态，不仅广泛存在于文学阅读者中，也深植于一些作家的意识中。在消费心理的促动下，作家放弃了与世俗紧张对立的批判姿态，转而以迎合、顺从的口吻讲述大众喜闻乐见的秘闻趣事，尤其以性叙事为甚。正是在这种文学观念的转型中，才会诞生李碧华这样在当代文坛和艺术消费市场都得心应手的当红作家，也才会出现莫言这样一般意义上属于严肃作家阵列的人写出弥漫着性别歧视和后宫私密气息的小剧场话剧《霸王别姬》。
最后，也是最为关键、最为学者所忽视的一个因素——文体因素。在重写文学中，很多旧文本都经历了跨文体的重写。在此前的研究中，文体要素一直是被悬置不论的，很多研究者认为文体就是一个容器，而真正决定文本样态的乃是作家在这个容器中灌注了什么样的内容。然而，问题却远没这么简单。在霸王别姬从历史走到戏剧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文体在导致故事变异方面起到的巨大作用。文体作为容器，根本上决定了文本以何种样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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