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理·心明风自来（16-18岁）/阅读悦成长》：
说起鲁迅，人们心中会油然生发出一种敬意，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文字，更是因为他的文字中透露出的思想与个人品格。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1902年3月至1909年8月，鲁迅留学日本，并与许寿裳相识成为好友。他们常常讨论中国民族性的缺点，主要集中于三个问题：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这些问题，鲁迅思考了-一生，并用他如刀锋一般的笔在文字中给世人作了回答，比如他的代表作之一《阿Q正传》就是想暴露国民性的弱点。
鲁迅在日本仙台学医时，有次课间教师放了有关日本战胜俄国的纪录片，纪录片中有很多中国人，“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鉴赏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日本学生每当看到这样的场面往往就鼓掌欢呼起来，他们的欢呼深深刺痛着鲁迅的心。他说，在这一刺激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鲁迅感到国家尊严受到了侮辱，也为那些看客感到羞愧和耻辱，这也是他弃医从文的一个重要原因。鲁迅那时经常翻译外国的文学作品，一方面是因为谋生，另一方面更是想警醒国人。他总是选择一些弱小民族的作品进行翻译，因为民族性更强的作品更具有反抗精神，他希望对国民产生精神上的刺激，促进国民觉醒，这是鲁迅爱国的方式。比如鲁迅翻译《斯巴达之魂》，就再现了斯巴达人的爱国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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