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宏泰，
香港中文大学全球中国研究计划联合召集人、社会及政治发展研究中心联席主任、香港亚太研究所民意调查研究室总监、香港亚太研究所助理所长、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香港大学工商管理学士、哲学硕士及哲学博士，研究领域为华人家族企业传承、企业家精神与社会网络、华人社会变迁与身份认同、香港金融市场变革与发展、香港和澳门社会调查与分析，以及海外华人与“一带一路”等。
 
高  皓，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战略合作与发展办公室主任，《家族企业治理丛书》《家族财富传承丛书》主编，清华大学工学学士、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清华大学管理学博士及金融学博士后。研究领域为家族企业、公司治理、财富管理等，学生遍布中国大陆、港澳台及东南亚地区，担任多家海内外大型民企集团、家族办公室、家族基金会的独立董事或战略顾问。

孟子说：“君子创业垂统，可为继也。”从古至今，无论帝王将相，还是寻常百姓，都有打拼事业、传承子孙的努力和思考。然而，“富不过三代”则是绝大多数家族企业艰难跋涉的真实写照。本书精心挑选了9个极具代表性且传承数代的华人家族企业案例：利丰集团冯氏家族、镛记酒家甘氏家族、美心集团伍氏家族、新鸿基地产郭氏家族、、环球航运包氏家族、东方海外董氏家族、东亚银行李氏家族、鹰君地产罗氏家族、维他奶集团罗氏家族，深入分析华人家族企业传承发展的特质和内涵，重点探讨如何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吸收融合、取长补短，揭示他们如何因应社会历史变革和自身家族发展，进行家族治理、家族传承和事业创新，进而实现传承发展、富过三代。

第三章
第三章家族企业的“分”与“争”:
饮食巨擘镛记的争产官司
富过三代: 华人家族企业传承研究
第三章家族企业的“分”与“争”: 饮食巨擘镛记的争产官司00白手兴家、经历人生甜酸苦辣的镛记创始人甘穗辉，对家族和企业的兴衰规律十分了解，因而甘家在他的有生之年，上下一团和气，融合相处。不曾想，在他去世不久，同一房的亲兄弟竟然为争夺镛记的控股权而对簿公堂，悲剧收场。
中国文化强调“诸子均分”，兄弟之间自然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竞争。这种竞争不只局限于分家之时，而是当家族中出现两名儿子之后便随即出现。华人家族企业的发展，总是无法摆脱重视亲人血脉并弥漫斗争分裂的窠臼。争执的结果总是让人感慨，华人家族企业不是任人唯亲、寿命短促、难以壮大，便是内部充满矛盾和纷争。

中国人说“民以食为天”，作为“美食天堂”的香港，餐厅菜馆林林总总、多如牛毛，其中最负盛名的，莫过于位于香港核心地段的镛记酒家。镛记不但时刻吸引本地食家的光临，外地游客慕名而来者也络绎不绝。
事物的发展总是难以摆脱自然规律，就像人生中必然会经历生老病死的生命周期。家族和企业的发展，同样服膺于起落兴替的自然规律。白手兴家且经历风浪起落与甜酸苦辣的镛记创始人甘穗辉，显然对此十分了解，因而在世之时便提前作出各种安排，防患于未然，让甘家在他的有生之年，上下一团和气，和睦共处。
然而，甘穗辉去世不久，家族随即爆出兄弟争夺企业控股权，对簿公堂一事。社会高度关注、议论纷纷，除了担心镛记能否维持菜色品质，以及金字招牌是否会拱手让人，还有令人惋惜的兄弟阋墙、骨肉相残。还有评论指出，华人家族企业总是难以走出父辈去世、子女争产的困窘。
官司诉讼期间，兄长突然因病去世，弟弟“赢了官司、输了亲情”，而对簿公堂的内容更揭示，原本最令人担心的是家族三妻四妾、子孙众多的问题，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最终卷入官司的却是同一房(同一母亲所生)的手足兄弟，而其他异母各房兄弟，事实上并没有涉事其中——这让人更加费解。另一个值得玩味的情况是，败诉兄长的两名儿子，在官司结束后立即另起炉灶，开办新的餐厅，并以镛记菜式为招牌吸引食客，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华人家族企业的发展为何总是难以摆脱内部分裂的结局？血浓于水的手足兄弟为何最终会反目成仇，甚至不惜撕破脸皮，告上法庭？这种家族文化与企业形态反映了何种商业的发展力量？本章将以镛记酒家这个蜚声香港饮食界的案例，重点探究家族企业“分”与“争”这两股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
一、 镛记创始人甘穗辉的传奇人生
说起镛记的发展历程，要从奠基人甘穗辉的人生故事开始。甘穗辉1912年生于香港，祖籍广东新会白石。由于自幼家贫，他16岁前就已踏足社会，靠出卖劳力养家糊口。甘穗辉曾从事卖菜及报馆执字粒等工作，后来因在酒楼打工可以包食包住而转投餐饮，从此改变了一生命运，闯出人生一片新的天地，书写了香港饮食界的传奇。
决心转投饮食业的甘穗辉，曾在中环丽山酒家工作，成为烧腊学徒。在那个害怕“带会徒弟、饿死师傅”的年代，身为学徒的甘穗辉每天以打杂度日，鲜有机会得到大厨的指点。为此，他只好偷师学艺，白天仔细观察师傅如何炮制烧味，晚上趁师傅下班，将所有调味料逐一称量，将用剩的调味料重新称量一次，从而推算腌制烧腊的分量。甘穗辉终于在重复偷师及不断练习的过程中，创出独门烧腊秘方。
20世纪30年代初，甘穗辉自信已学得烧腊技术，由丽山酒家转到公团饭店，工资和职级均得到大幅提升，而他做得一手好菜的名声亦逐渐传扬。甘穗辉晚年时回忆说: “有朋友与我商量合作开大排档，我经过考虑，认为‘工字不出头’，便决定去做。”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便踏上了自立门户的创业之路，而那家大排档，则位于中环的广源西街。(朱文俊、黄晓文、黄丽萍，2002: 1)
由于定价公道，烹调出众，大排档名声日隆，但甘穗辉与合伙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结局则是分道扬镳。与此同时，甘穗辉注意到大排档隔邻一个名叫“镛记”的茶档，其老板麦镛打算退休。甘穗辉向对方探问顶让，最终以400元成功顶下排档，然后将原本售卖茶水的档位，改装成炮制小菜烧腊的大排档，沿用“镛记”名字经营。由于扩展后的镛记既卖烧味，又售粥面饭，售价又切合当时的生活水平，所以大受欢迎，而烧鹅则成为甘穗辉打响名声的招牌菜。
1941年12月，日军入侵香港，从此进入3年8个月的黑暗岁月。在日军高压统治下，社会混乱、人口锐减，粮食供应不足，出现了前所未见的饥荒。面对这样严峻的营商环境，甘穗辉并没随大流结束生意、离港返乡，而是兵行险招，在兵荒马乱的1942年，拿出仅有的4 000元积蓄，顶下位于永乐街32号的华南冰室，更名“镛记饭店”。
在取得日本军占据者发出的营业执照后，甘穗辉脱离那种带有朝行晚拆(即早上架起，晚上拆下)临时性质的大排档经营方式，正式展开个人的餐饮生意。虽然那时社会人心虚浮、物价屡涨，但镛记饭店的生意相当不错，原因之一则是价廉物美，取价公道。当然，在日治时期，由于战火频仍，镛记饭店亦曾波及，逼使甘穗辉一度将镛记饭店临时转往湾仔经营。
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香港重见光明。战时外逃居民开始回流，重夺管治权的英国政府也推动经济重建，香港经济逐步走向复苏。甘穗辉不甘后人，在石板街重张旗鼓，并将“镛记饭店”易名“镛记酒家”，扩张经营规模，大展拳脚。由于和平不久的中国内地爆发内战，香港成为避难所，大量难民涌入，镛记的生意亦在人口不断增加与经济持续发展的带动下节节高升。甘穗辉察觉到生意越做越旺，1953年承租了与镛记毗邻的铺位，增加了店铺面积，同时增加菜色，吸引食客光顾，而招牌菜“镛记烧鹅”更因门前人流如鲫，变得街知巷闻，吸引无数中外食客慕名而来。
到了1964年，港英当局决定重建石板街一带，镛记饭店自然受到影响，必须清拆。经过近20年快速发展，甘穗辉已积蓄丰厚的财富，在筹划搬迁饭店之时，决定投入巨资，购入位于中环黄金地段的威灵顿街32号地皮连物业，作为镛记的永久扎根之地。此举不但标志着镛记跨进了另一台阶，亦奠定了甘穗辉在香港饮食界的重要地位。更为难得的是，既为大厨又属老板的甘穗辉，不只是将目光局限于厨房及账簿之上，而是能够时刻保持开拓创新。他开创了中式饭盒，进一步提升了烧鹅和菜色的水平，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赢得了更多财富和名声。1968年，镛记酒家被美国《财富》杂志评选为世界十五大餐厅之一，就是最好的证明。
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发展，作为香港经济核心的中环日益白领云集。解决一日三餐成为大小餐厅争相竞夺的市场。由于中环地区寸土尺金，在狭小店铺内扩大生意的一个办法便是外卖。但当时的外卖生意却牵涉派送上门及取回餐具等问题，既增加了工资成本，又带来不便。为此，甘穗辉想出了改良日本便当的方式，推出了以纸盒盛载食物的中式饭盒，以优惠价格吸引白领订购，引领风气之先，使得镛记作为“白领饭堂”的美誉不胫而走。
镛记为何能在战后不断取得突破性发展？甘穗辉如下的一段回忆给出了答案:
我由学徒到自己做师傅，可以说并无一套固定办法，觉得哪一套好便会采用。以前我听人说广州有酒家做烧味出名，我就算不收工钱，都会去那处打工，将别人好的经验学回来，所以我的烧鹅技术可以说是集各家所长。至于开始卖中式饭盒也是一样，有这样方便的办法，没有理由不用。一个人千万不要自满——不学习新事物，成功便十分有限。(朱文俊、黄晓文、黄丽萍，2002: 7)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经营上不断取得突破的甘穗辉，于20世纪60年代末物业市场仍未复苏之时，再次筹集资金，购入毗邻威灵顿街34号、36号、38号及40号的地皮连物业，与本身的32号地皮连成一体，分阶段筹建日后屹立于威灵顿街角的镛记大厦工程，为进一步扩张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其实，战后不久的甘穗辉并非只是一心经营餐馆生意，而是以大股东的身份联合朋友，于1947年在皇后大道中(万宜里对面)，与威灵顿街镛记只有一步之遥的地方另起炉灶，创办了一家日后同样享誉香港的酒楼名牌——钻石酒家，与镛记在并行竞争中同步前进。
这家钻石酒家，论地理位置、店面规模及发展势头等，比镛记有过之而无不及。就位置而言，钻石酒家靠近皇后大道中的大街，比镛记地段更好。另外，到了20世纪60年代，即镛记由石板街搬迁至威灵顿街之时，钻石酒家亦进行扩展业务，分别于铜锣湾波斯富街及旺角西洋菜街开设分店，发展势头超过镛记。甘穗辉有意因应香港城市化，将生意焦点投放到中环以外，有报道称钻石酒家全盛时期在香港开设多达5家分店。
到了1974年(即威灵顿街镛记大厦的工程分阶段进行之时)，甘穗辉斥巨资与友人购入上环德辅道中的地皮，并兴建一座高达20多层的龙记大厦，并将地面7层作为钻石酒家的场地，再将皇后大道中的原钻石酒家，搬到龙记大厦新址，扩大经营。由于是自己的物业，龙记大厦在建筑设计上特别作出配合，在大厦内加设为了方便烹制甘穗辉独创正宗明炉烧味的炉灶和烟囱，与威灵顿街的镛记大厦设计异曲同工。
“一条锁匙不会响，两条锁匙当当响”，妻妾子女成群的甘穗辉家族更是如此。甘穗辉深知人多口杂，在经营镛记的同时，另树一帜经营钻石酒家。这个举动明显带有刻意为各房子女安排不同平台的意味，而不是将他们集中在同一企业之内，以免各房子女因为“朝见口、晚见面”而滋生矛盾，影响亲情。
进入20世纪70年代，年过半百的甘穗辉，一方面将精力集中于兴建镛记大厦的工程上；另一方面开始安排儿子接班。1978年镛记大厦落成，甘穗辉宣布收刀，不再亲自切鹅斩肉、烧饭做菜，而将精力集中于企业管理。他将大多数日常事务交给3位儿子甘健成(原名甘琨胜)、甘琨礼和甘琨歧。甘穗辉这段时间虽然仍经常坐镇镛记，但已明显没有昔日对镛记大小事务一手抓的光景了。
在甘家第二代的领导下，镛记仍然保持着不错的发展势头。20世纪80年代至1997年回归之前，香港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出现巨大变化，但镛记仍能乘风破浪、不断前进。作为镛记重要基业的威灵顿街34号至40号地皮和物业，更随着香港房地产市场的上扬而水涨船高，甘氏家族财富持续飙升。
香港回归后，亚洲金融风暴、禽流感、SARS——这三大挑战都给镛记带来不少冲击。那时已届耄耋之年的甘穗辉，虽然表现得颇为忧心，但毕竟已经有心无力。而甘健成等带领镛记上下的沉着应战，最终让酒家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巨大挑战，书写了香江饮食界的传奇。
2004年12月，甘穗辉去世，享年92岁。3年后的2007年12月，儿子甘琨歧亦因病去世。再过3年后的2010年3月，法庭突然传出消息，甘健成与甘琨礼两兄弟因为争夺镛记控股权而对簿公堂，轰动社会。更引人注目的则是甘健成在官司诉讼尚未完结的2012年10月5日突然去世，令不少人更加议论纷纷，而甘健成一方最终败诉后，他的两名儿子甘崇轩及甘崇辕(第三代)随即另起炉灶，于2014年7月分别在距离中环不远的北角和湾仔创立两家分别名叫“甘菜馆”和“甘牌烧鹅”的粤菜馆，以镛记菜式为招牌，让人若隐若现地察觉到家族成员之间的竞争仍未画上句号。
二、 家族与企业的同步发展
镛记的创业发展始于甘穗辉的自立门户，而甘氏家族的成长则以他成家立室为起点。甘穗辉自16岁起投身社会、充当学徒，学满师成后在酒家工作，有了固定收入后，自然有了娶妻生子的打算。
甘穗辉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即开始创业之后)与一位姓麦的女子(名字不详)订婚，之后不久即成家立室。很不幸，那位麦姓女子在未正式嫁入甘家之前，却突然因病去世。对于这一人生的不幸，甘穗辉显然十分难过，并仍给予这位未过门的妻子以名分，称为“大房”，反映了他长情重义的一面。
伤痛渐愈之后，正值青壮之年的甘穗辉自然再次想到成家立室，1938年决定续弦，迎娶一位同样姓麦的女子作为继室，那位女子便是被称为“二房”的麦玉珍，而麦玉珍过门后为甘穗辉生了包括长子甘琨华(1939年生)在内的五子两女，可谓儿女满堂。
虽然创业之初的大排档只是蝇头小利，但毕竟比打工只得微薄收入强多了，随着生意日旺、积蓄渐厚，甘穗辉一如不少传统华人家族一样另纳妾侍。1945年左右，财富渐丰的甘穗辉获得“二房”的同意，纳了一妾，而这位妾侍也姓麦，她的名字叫麦少珍，称为“三房”。麦少珍过门后又为甘穗辉诞下了甘健成(1946年生)、甘琨礼及甘琨歧等三子两女。随着生意的不断发展，甘氏不但家族成员越来越多，家族结构亦变得越来越复杂。
进入20世纪50年代，经济条件与社会地位不断高升的甘穗辉，对身边的两位女人不满足，在二房同意下又纳了一妾，那位女子便是被称为“四房”的何雪莹，而何雪莹为甘穗辉生了包括甘琨廉在内的三子三女。
被誉为“烧鹅大王”的甘穗辉，总共娶了一妻三妾(其中一位有名无实)，育有18名子女。一手建立起来的庞大家族，不但反映出“开枝散叶”的一面，同时又让人感受到“独木成林”的另一面。
一众子女长大成人之后，甘穗辉的不少举动确实让人看到他有心分开各房子女，让他们打理不同生意，发展不同事业，以减少家族内部矛盾。例如，长子甘琨华在皇仁书院预科毕业后，据说在香港电台工作3年之后，才被父亲召回帮忙，主要是协助打理钻石酒家。二房的其他子女，大多属于专业人士，各有事业，没有沾手饮食业，如甘琨华的三弟甘琨伟为律师、四弟甘琨得取得博士学位后在科威特当研究员，而五弟甘琨泰则从事信息科技工作。
相对于二房，三房子女对饮食生意兴趣浓厚，而且大多染指其中。例如，三房长子甘健成1964年中学毕业之后，虽然年仅17岁，却立即加入镛记，在店铺中帮手，落手落脚、由低做起。他的两位胞弟甘琨礼和甘琨歧，亦在完成学业后先后加入镛记，大有兄弟勠力、共同将镛记打造成著名品牌之意，但他们却没沾手钻石酒家的生意。
以甘琨廉为代表的四房，坊间资料较少，他们对于饮食业的投入程度，似乎与甘琨华没有太大差别，同房的其他兄弟姐妹，似乎也没有直接参与其中。据甘琨华说，甘琨廉大约在龙记大厦落成后(即20世纪70年代中)加入钻石酒家，与甘琨华共同打理钻石酒家。到了20世纪90年代，甘琨华担心香港前途而移居加拿大，甘琨廉则独挑大梁，统管整个钻石酒家集团的生意。只是钻石酒家自那时起的发展，远没有镛记出色。
到了2002年，一众股东因觉得生意难做，但物业则已价值不菲，在取得两房家族成员及其他股东的同意后，选择结束钻石酒家的生意，改为将物业出租，收取稳定收入。当甘琨廉被记者问到结束酒楼生意的原因时，他的回复竟然是: “这么大一间酒楼，我不想一个人做。”(梁佩均，2012: 60)可见，四房对于打理酒楼生意并不热衷。
三、 “家大必分”的具体安排
综合不同档案资料印证，无论是镛记或钻石酒家的生意不断扩展之时，还是甘穗辉仍身壮力健，子女尚未独当一面、成家立室之时，他看来与很多传统大家长一样，仍紧紧握家族领导权与企业控股权，还没想到要如何具体分家析产。但甘穗辉已明显注意到，在家大业大、妻妾子女众多的情况下，难免出现矛盾和摩擦，因而他在管理家族时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方法。举例来说，他安排二房住在兴汉道7号，三房住在礼顿道13号，四房住在太古城，以减少“朝见口、晚见面”的争拗与嫉妒。
另外，甘穗辉十分注意各房之间的平衡，他的一视同仁反映在日常生活上，让女儿甘秀玲觉得“爸爸非常懂做人”。举例加以说明: “阿爸买一只戒指，会人人有份(即3位太太均有份)。我们下午饮茶，三房就上午饮。”(梁佩均，2012: 59)可见，在处理亲人关系和家族内部事务上，甘穗辉既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方法，减少摩擦，又十分注重对待妻妾、子女的公平性，以免各房之间因为分配不均，滋生矛盾。
然而，当甘穗辉已经步入暮年之后，意识到各房子女各有家室后颇有矛盾，如何在他本人仍然头脑清醒时进行分家，做好各种安排，以免各房子女在他去世后因为争产闹上法庭，同时又不会影响家族企业(尤其是像镛记及钻石酒家这两个金字招牌)的持续发展，显然成为甘穗辉那时极为重要的考虑。
无论是从甘穗辉个人成长的生命周期来看，还是从企业及家族发展的生命周期来看，20世纪90年代都是个重要的阶段。论年龄，那时的甘穗辉已经年过八十，进入耄耋之年，时间上不能再拖了；论家族，不少子女亦已经进入暮年，有些更是子女成群，甚至儿孙满堂了；论企业，不但生意持续扩张，早年投下巨资购入地皮、自行兴建的楼宇，也因香港地产的不断升值而价值不菲，家族也已经富甲一方了。在那个时刻，企业规模庞大、身家极为丰厚，但人生已快到尽头的甘穗辉，明显意识到已经到了不能回避的时刻，必须慎重思考和落实分家析产了。同时，20世纪90年代的香港已经进入回归倒计时，政商及社会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也促使甘穗辉必须做好各项准备。
正如前述，二房及四房主持打理钻石酒家，三房则一直掌管镛记。当甘穗辉意识到必须在分家析产这个重大问题上作出最终决定时，他主要的分配标准和思考逻辑，明显以早年指派各房子女打理不同生意的安排为基准。他将钻石酒家分配给二房及四房各子女，镛记股份则全部分配给三房各子女。这样安排的主观意愿是，他一方面希望各房子女各有自己事业的一片天，不用全部集中在一起，以减少各房子女之间的矛盾冲突；另一方面，希望维持两个饮食品牌，能够代代相传发展下去。
香港公司注册处登记数据显示，在20世纪90年代前，无论是钻石酒家或是镛记，一直由甘穗辉本人持有控股股权，各房子女则同时拥有这两家公司一定比例的股份。例如，在1974年钻石酒家增加股份的分配登记中，除了非家族股东，甘琨华、甘琨胜(即甘健成)、甘琨礼、甘琨廉4人分配同样的股权(各150股)，甘穗辉则获再配80股，也就是说他本人仍是钻石酒家的大股东。同样在1974年，镛记亦进行了股份重整。当时公司合共发行300股，甘穗辉本人持有210股，其他3名儿子甘琨华、甘琨胜、甘琨礼则平均分配，每人各占30股。很明显，甘穗辉本人同样是镛记的大股东。
20世纪90年代之后，甘穗辉对两家公司的股份安排，先后进行了重大变更——镛记股份全部转给了三房的甘健成、甘琨礼和甘琨歧等子女，而钻石酒家股份则分别转给了二房和四房的甘琨华和甘琨廉等子女。大原则是，让关系融洽的二房和四房合在一起，而将三房分开，各有发展。
在1994年呈交港英当局的公司注册文件中，甘穗辉成立了镛记酒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只有甘穗辉、甘健成、甘琨礼和甘琨歧，甘琨华已不在股东之列，而公司所发出的100股股份，则分配给3家均在英属处女岛(简称: BVI)注册的公司，以及甘健成和甘琨礼两人。
……

第一章 / 导论: 华人家族企业的发展特质与前进历程 / 001
第二章 / 家族企业的延续之道: 利丰集团的百年发展 / 007
第三章 / 家族企业的“分”与“争”: 饮食巨擘镛记的争产官司 / 031
第四章 / 创业和守业的动力: 伍舜德家族与美心集团 / 053
第五章 / 家族企业的成长与蜕变: 香港地产龙头新鸿基地产 / 081
第六章 / 冲破传统的发展与传承: 航运地产并举的
包玉刚家族 / 119
第七章 / 婚姻联盟与家业繁衍: 董建华的航运世家 / 147
第八章 / 社会资本的制高点: 东亚银行的控股权争夺战 / 181
第九章 / 榕树式家族企业: 掌控10家上市公司的
罗鹰石家族 / 211
第十章 / 榕树式家族企业: 香港餐饮大王罗进兴家族 / 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