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琪，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学士、硕士，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班研究生。 研究领域为明清社会文化与性别。著有《评介邱澎生、陈熙远主编〈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等。

洪武七年（1374）孙贵妃之死，使明太祖注意到母服制度。明太祖秉持“父母等恩”观念，下令今后子为母、子为父，皆采高阶序“斩衰三年”，并御制《孝慈录》作为明代丧服制度的定本，为清代沿袭。本书探讨《孝慈录》在制定、推行与实践的过程中，父与母、礼与情、嫡与庶等因素不断关涉拉扯的过程，诉说中国丧服礼制史上复杂深刻的孝道故事。

“为母服斩”的虚构与真实

上述洪武七年《孝慈录》为母服斩衰三年制度颁行之后，为母服齐衰三年的主张与实例，加深了直指为母“服丧三年”、为母“庐墓三年”等史料即为母服斩衰三年的不确定性。而提及为母服丧的数据，往往又是本身具有隐恶扬善而不代表真实特性的墓志铭、行状、传记等史料，此一特性无疑地又使“为母服斩”落实程度的考察雪上加霜。在明初王祎（1322—1373）与其友人丁士梅的对谈中，可看到丁士梅为母服丧的情况：

金华王祎还自江右，谒丁士梅氏京师之西郭门。入其户，闻琴焉，和之不和，弹之而不成声，余然曰：“此祥琴也，而胡为乎，士梅氏之室也？”士梅出揖，余入其室问其故，士梅泫然流涕言曰：“仆东南西北之人也，遭时多艰，有母而弗能以养也，越在外服，盖累年矣，日者讯至，则吾母之没也久，吾于是为位以哭，服斩衰如初丧，今服且释已，而吾之哀弗能释也。”

王祎笔下的丁士梅，亲口说出其为母服“斩衰”之服，看似落实了《孝慈录》“为母服斩”之制，但实情却不然。其首要关键原因在于，王祎的卒年为洪武六年（1373），《孝慈录》却至少要到洪武七年（1374）之后才颁行天下，可见丁士梅为母服丧之时，应是处于官方规定为母服齐衰的年代，而“为母服斩”若为真，也只能推知他欲借此表达自己的孝母之情深与丧母之痛剧，且由王祎得知丁士梅为母服斩衰而没有表达任何质疑，也可再次说明官方服丧制度在社会上并不具有太大的强制力。再者，若合观王祎对他的评语：“余自与士梅交莫逆而无间也，知其为人力于学者也，勇于为义者也，及是又知其心乎孝者也。”更可明白，王祎撰写此文的目的在于褒扬传主美好的德行，而此段记录的真实成分恐怕也就必须大打折扣。

序
绪　论
一、研究缘起
二、研究回顾
三、研究取径与章节安排
第一章　服有等差：明以前母服制度的变迁

第一节　丧服制度与人伦关系

第二节　《仪礼‧丧服》中的母服制度

第三节　唐代《开元礼》中母服的改制

第二章　孝顺父母：明代《孝慈录》的制订及其孝道观念

第一节　明太祖对孝道的提倡
  第二节　《孝慈录》的颁行
  第三节　《孝慈录》中的孝道伦理
第三章　礼情之间：子为母服的议论与实践
  第一节　士人对《孝慈录》的评价
  第二节　私修礼书中的母服制度
  第三节　“父母同斩”的折衷与实行
第四章　嫡庶之辨：庶子为生母服的落实
  第一节　康妃杜氏之死
  第二节　周之夔的母服经验
  第三节　“厌于嫡母”说对庶子为生母服的冲击
结论
征引书目
附录　历代母服相关规定一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