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节奏的社会,古老而富有营养的历史文化往往需要择精与浓缩,好读易懂、简明扼要是浓缩的要旨,中国书籍史传馆·中国史略丛刊系列即为此而生。简言之,该系列是当代读者和传统文化之间一座安静而宽阔的沟通之桥。
《中国词史略》一书是中国词学研究由传统转向现代的代表性著作之一,全书六章,首章讨论词的起源,对词这种文学体制形式及其时代缘起,做出了中肯的定义。后五章分别论述词自产生之后在几个重要阶段的发展特点,全书以大量词作为证据论述了自己的见解。
词的起源
词的体制,是到唐代才确立,才完成。有许多古人把词的起源说得很悠远,那都是荒谬不可靠的。如汪森的《词综序》上说:
自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南风》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颂》三十一篇,长短句居十八;汉《郊祀歌》十九篇,长短句居其五;至《短箫铙歌》十八篇,篇皆长短句。谁谓非词之源乎?
这种说法的错误,是认定长短句即是词。因此许多古人都从诗里去找长短句,只要是不整齐的诗便说是词的滥觞,于是一个一个把词的起源说得远,结果便说到“自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去,这意思便显然是“诗的起源即词的起源”。本来,诗词元是一体,义界难分;说诗词同源,也未尝不可。不过我们在这里讲词的起源,是要追寻一条词的发生的线索脉络出来,不是只要讲个寡头的起源说。如果说词起源于先秦时代,而事实上词的进展又晚在五代两宋,中间竟孤绝了一千多年毫无词的消息,这如何讲得通?
徐釚在他的《词苑丛谈》上说得较汪森的话近于事实一点,他说:“填词原本乐府。《菩萨蛮》以前,追而溯之,梁武帝《江南弄》,沈约《六忆诗》,皆词之祖,前人言之详矣。”不错,许多古人都认定这两篇诗为词之祖,今录于下:
江南弄
众花杂色满上林,舒芳耀绿垂轻阴,连手躞蹀舞春心。舞春心,临岁腴,中人望,独踟蹰。
六忆诗(其一)
忆眠时,人眠独未眠。解罗不待劝,就枕更须牵,复恐旁人见,娇羞在烛前。
像这种形式的长短句,我以为决不是梁武帝与沈约首创的,在六朝的诗人中至少可选出一大本这样的作品出来。毛奇龄便曾举出鲍照的《梅花落》,陶弘景的《寒夜怨》,徐勉的《迎客送客》,王筠的《楚妃吟》,简文帝的《春情》等,说是古词。其实这种例子是举不胜举的,而且越举便越远,又不免要说到《诗经》以前唐虞时代的歌谣去了。那是全无意义的。我们试问:六朝的这种长短句与晚唐五代的词有什么联络的渊源关系呢?其间如何转变的呢?这问题不能回答,便不能够只在形式上拿诗之近于词者来冒充词的祖宗了。
还有许多人认定词起源于李白,因为他曾经创作过下列两首词:
菩萨蛮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忆秦娥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南宋词人黄昇编《花庵词选》,首先录此二词,谓为“百代词曲之祖”。郑樵在其《通志》中亦有此说。然据我们考证,则此二词决非李白之作,证据甚多:第一,苏鹗《杜阳杂编》说:“大
中初,女蛮国贡双龙犀,明霞锦。其国人危鬓金冠,璎珞被体,故谓之菩萨蛮。当时倡优遂制《菩萨蛮》曲,文士亦往往效其词。”《南郭新书》亦有同样的记载。是则李白之世,尚无此题,何得预填其篇呢?第二,后蜀赵崇祚编《花间集》,遍录晚唐诸家词,而不及李白。第三,郭茂倩的《乐府诗集》遍录李白的乐府歌辞,并收中唐的《调笑》《忆江南》诸词,而独不收《菩萨蛮》及《忆秦娥》词。由这些很强的证据,即可知黄昇记录不翔实。
实在说,当盛唐时代,不但李白未曾做过词,其他的文人诗人都没有作词的。他们只有整齐的五七言歌辞,没有长短句歌辞。如李白的《清平调》,完全是七言绝句;王昌龄,高適,王之涣的诗,为伶人妓女所争唱,也是五七言绝句;王维的诗也为梨园所盛唱,而所作歌辞“红豆生南国”和“秋风明月共相思”二章,一系五言,一系七言。他如杜甫,孟浩然辈,则未尝著名于乐部教坊,绝少歌辞。直到中唐时代,才渐渐有长短句的歌辞出现。
首先我们要讲的,是一位不甚著名的作者张志和。据我们所知,他实是中唐时代最早的长短句歌辞作者之一。字子同,金华人。肃宗时,待诏翰林,坐贬不复仕,扁舟江湖,自称烟波钓徒,
又号玄真子。所传仅《渔父》词一首: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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