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融合：基于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文化批判》：
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存在大量新近的移民，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多一些，而澳大利亚的新移民则超过了大多数国家。任何生活在接受国社会的城里人都知道民族地区和民族社区，不过，我们应该注意，随着这些地方更年轻、更有能力、更成功的居民搬走，一些民族地区或者民族社区正在融入更大的社会之中。通常，它们的存在与其说是因为现实，倒不如说是因为名声。在澳大利亚，由于新移民会补充到老的移民区，这就维持了一种巴尔干化的印象——事实上，澳大利亚的巴尔干化现象从来都是微不足道的。这里存在着循环现象。当移民社区的成员数量较少时，移民往往与社区外部的人通婚；当社区人口增长时，移民又返回社区，进行内部通婚；当下一代的年轻人感到他们有把握成为更大社会的成员时，社区人口再次收缩。然后，这些年轻人会与任何民族的人结婚，在选择配偶时考虑的是个人魅力而非民族起源。因此，移民的行为在部分程度上取决于婚姻市场的规模和个体在移民的代际趋势中的位置。
这是澳大利亚的情形。那里的移民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昆士兰（Queensland）乡下形成的反移民政党过着下流、粗野、易怒和高调的生活，他们在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实际居住的南方城市几乎没有得到响应，在统计学上可以实现的对同质化的最好检验方法与第二代移民的婚姻模式有关。数据表明，不到10%的西欧裔的新娘与自己民族的人结婚，来自东南亚、非洲和太平洋岛屿一些地方的第二代移民的族内通婚比例同样是比较低的。某些其他民族的人的确坚持与他们自己社区内的人结婚，并且无疑会在第三代乃至以后的数代人中坚持这样做，但是不一定永远坚持下去。
总体来看，在第二代中只有四分之一的人会在族内通婚。剩余的人造就了澳大利亚的民族混血，这是一个巨大的发展，却因为采用父亲的姓氏作为家族姓氏的惯例而被略微掩盖了；父姓制带来了人们忠于社区的错觉。如果母亲的娘家姓为人所知，那么错觉就得以消除了。从母姓已经日益成为一种不同的起名方式。到1988年，至少37%的人口都已是民族混血后代，并且这个比例仍在增长。战后移民的民族已经融人了更早抵达澳大利亚的盎格鲁一凯尔特人中，他们在数量上已经不占优势；最多的意大利人仅占战后净移民的6%。正如查尔斯·普赖斯（Charles Price）所说，这可以“最大程度上防止澳大利亚成为一个‘战争部落’的战场”。
在过去的30年里，我遇到了几千名澳大利亚的本科生——还以一定的时间间隔遇到了几百名英国与美国的本科生。他们中有许多人都与我交流过个人情况，表示自己不太会受到父母任一方出身的影响。父母的出身对于个人而言通常是次要问题，但是许多人对他们的父母来自何方和为何离开表现出令人吃惊的不关心，甚至一无所知。相反，年轻的新澳大利亚移民对于全国的体育比赛显得极为关注；也就是说，他们对当地文化比较关注。移民孩子认同的主要身份只是澳大利亚人。来自移民时间较长家庭的老年人可能更愿意公开其海外血统的身份，如今甚至被流放的祖先都可以给予他们地位。这种温和的反势利行为不过是在所有讲英语的国家都可以发现的对于家谱兴趣的一种不同表现形式。它并没有导致显著的移民回迁（reversemigration）活动，也没有削弱澳大利亚人的自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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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Temin，Economic History Review
★《文化融合》是一部卓越的历史杰作，提供了大量的论据来表明经济力量在文化转变中的作用，反之亦然。
——Arthur Webb，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
★埃里克·琼斯撰写了一篇有趣且足够有说服力的批评，他批评了两个在经济史文献中根深蒂固的立场。其一，他称之为“文化虚无性”，这是经济学家广泛持有的立场，他们在解释经济结果时赋予文化没有或至多微不足道的作用。其二，琼斯批评那些怀抱“文化固定性”的人（通常是历史学家），他们认为一种不变的文化主导着生活的其他各个方面……琼斯整编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且绕有趣味的关于文化流动性的图景。
——Harold James，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