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研究论丛（总第三十七辑 2019年第一辑）》：
盖卤王之所以被塑造成“愚而不明”的形象，乃与文周王调整统治政策、迎合百济大族有关。按上引盖卤王所言，百济灭亡的内因是“民残而兵弱，虽有危事，谁肯为我力战”。这表明在亡国危机关头百济内部有着严重的分裂，所谓“谁肯为我力战”，乃指百济“国中大姓”不肯为盖卤王作战。盖卤王推行的路线是依赖王族，在大明二年（458）给孝武帝的上表中，列有请求除授官职的十一人，其中王族余氏占八人。在这一路线下，百济“国中大姓”或与敌人暗通款曲，或从王城出走，甚至有部分大姓与敌人合兵。如攻灭百济的领兵将领再曾桀娄、古尔万年均为百济人，他们不仅攻破王城，而且追杀盖卤王至汉江边，“向王面三唾之，乃数其罪，缚送于阿且城下戕之”。《三国史记》本注云“再曾、古尔，皆复姓”，颇疑古尔氏即古尔王后裔。475年的汉城之战，实际上是盖卤王依靠王族、王城，与宿敌及百济大姓联合势力之间的战争。
文周离开王城，也是百济内部的一次重大分裂。虽然如上文所述，文周王离开王城或有请援新罗的一面，但更为真实的动机乃是不愿“死于社稷”。这一动机为百济遗民所共晓，故而文周王要虚构盖卤王“避难以续国系”之命来回护。文周王离开王城之时，“与木劦满致、祖弥桀取南行”。金富轼在处理这段史料时引《隋书·百济传》，言木氏、劦氏均为百济“国中大姓”。文周王南行，其实是率领木、窈、祖弥等大姓出走。这些大姓是文周王复国的依靠力量。《三国史记·百济本纪第四》云文周“爱民，百姓爱之”，正是指文周王对百济“国中大姓”的迎合，以及“国中大姓”对他的拥护。
正因“国中大姓”势力强大，故而《三国史记》称文周王“性柔不断”，实际表明了其受制于“国中大姓”的弱势君主处境。文周王随后为解仇所杀，继任的三斤王更是“军国政事，一切委于佐平解仇”。文周王之死，其实是“国中大姓”不同集团间斗争的结果。如上所述，文周王南行时，木、窈、祖弥等大姓随行，这些大姓是王城熊津的重要力量。此外，击杀解仇的真氏也是从王城发兵，可知位列“国中大姓”八族的真氏也是熊津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谋杀文周王的解氏及其盟友燕氏，亦为《隋书·百济传》所列百济“国中大姓”八族。解氏、燕氏所据守的大豆山城为汉北民户所聚居。大豆山城、熊津成为百济大姓相互抗衡的两个地域集团。文周王任命解仇为兵官佐平，一方面旨在平衡大豆山城与熊津两个地域集团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是受制于大豆山城集团军事力量的强大，不得已而为之。
然而，文周王毕竟是熊津集团的代表，这是大豆山城地域集团领袖解仇“有无君之心”的另一缘由，即在他看来，文周王并不具备统御全部百济遗民的威望，文周王所依赖的熊津集团也未取得对其他地域集团，特别是大豆山城地域集团的优势。解仇杀文周王后，金富轼批判三斤王：“春秋之法，君弑而贼不讨，则深责之，以为无臣子也。解仇贼害文周，其子三斤继立，非徒不能诛之，又委之以国政”。其实三斤王委“军国政事”于解仇，乃是不得已而为之，是汉北民户军事优势使然。
此后，真氏两伐大豆山城，击杀解仇，迫使解仇盟友恩率燕信北逃。聚集在大豆山城的汉北民户被迁徙到斗谷，这标志着大豆山城集团的衰弱，熊津集团取得了对百济国政的主导权。这一事件被金富轼叙述为解仇与燕信“聚众据大豆山城叛”，真氏受三斤王之命平叛，但其性质实为大豆山城与熊津两个“国中大姓”集团之间的战争。解仇被杀后，其妻、子被“斩于熊津市”，③熊津集团借这一斩杀行为宣扬己方之胜利的意图十分显著。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