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美印因素研究》：
二、欧美主导的体系文化与印度的互动建构过程
在互动建构中，欧美主导的体系文化作为结构与美国、印度作为施动者互相建构。欧美的体系文化中，注重对规则遵守状况和行为体行动性质的断定。在美国与欧美体系文化这个结构体中，美国与体系文化是相互依存的，同时受欧美体系文化界定，欧美的体系文化只有通过美国及其活动的对象（印度）才会存在。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废除“多边核力量”等选择性扩散计划，实施更为严厉的核不扩散政策。在欧美体系文化对核问题的认知中，形成了阻止美国盟友进行核试验、劝导各国遵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及强迫亲密盟友保持无核武器状态的“劝阻、威胁和制裁”①效果，并形成了自觉的文化遵守，成功阻止了那些依赖美国的国家谋求核武器。西方未能阻止印度1974年进行核试验，但欧美体系文化中对核扩散的认知并未根本改变，相反美国与西欧国家一起加强核不扩散政策，推动了制定或执行自动制裁政策。
第一，印度参与体系文化的选择与嬗变。印度在20世纪70年代并没有与欧美体系文化建立起认同，相反印度更接近该体系文化的对立面，即冷战时期的苏东阵营。因而此时的印度强调自己“发展中国家身份”及“社会主义”的非欧美体系身份；印度并不愿接受西方规则，但接纳欧美的体系文化。冷战后，苏联东欧建构的国际政治秩序结束。印度从20世纪90年代起，转而强调“民主国家”“市场经济”“大国地位”等符合欧美体系规则的文化符号，以融人西方和被西方所接受。由于印度的文化符号更加与欧美体系文化相互融合、建构，此时欧美体系文化已经对制裁印度失去了兴趣。1998年5月，印度进行了五次核试验。印度极力将核试验的目的解释为“不是针对巴基斯坦的而是针对拥有核武器的中国的”，其中一个重要考量就是降低欧美体系文化对印度的反感、排斥。尽管克林顿政府停止了对印度除人道主义外的援助，但西方其他国家反应整体平淡。在英国举行的八国最高级别领导会议上，甚至未宣布集体制裁印度的决议。这些反应造成了巴基斯坦随后进行了核试验。1998年印度核试验后，尽管印美关系经受了冲击，但双方的军事合作始终保持。1998年、1999年选举获胜的瓦杰帕伊政府开展的三大外交行动中，公开进行核试验和大幅提升印美关系是同时进行的。
第二，强调体系身份，建构了美印关系的逻辑。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苏联解体后，印度与苏东集团、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共识被打破，印度开始通过国内的执政党更迭重新审视自我与他者的原观念，进而审视和再次选择新的观念互动结构。20世纪90年代以后，印度对外自称“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并获得了西方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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