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8年结项的研究中,《地方治理制度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比较研究》作者从中外比较的角度考察了“地方治理、财政和公共预算”问题。这是在我此前分别考查和研究了“美国地方政府治理”和“我国乡镇级地方政府治理”之后的一次对我国后选举治理与财政和公共预算关系的深入研究。最后形成了著作《地方治理、财政和公共预算》。
以上三部著作和现在的《地方治理制度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比较研究》一书,较完整地体现了我在地方治理制度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比较研究轨迹。其实,这个轨迹也反映了近10年来我国在地方治理制度创新方面的发展轨迹,我是随着我国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一步步发展,来不断深化自己的研究的。
正如《地方治理制度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比较研究》中所说,转型是通过不断地制度创新,逐步改变政治生态来实现的。要达到这一目的,实现创新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里所说的不断的制度创新,就包括了可持续发展,不仅是某个创新项目的可持续发展,而且是创新本身的可持续发展,以此来推动政治生态的转变,最终实现体制转型。
创新也是一种道路选择。它是增加执政合法性的有效途径。《地方治理制度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比较研究》附录里考察的是墨西哥和美国,他们主要是通过6年或者4年一次的大选,通过投票来选择发展道路和执政者。虽然我国的基本制度与他们有很大区别,但是墨西哥和美国在大选中反映出来的对转型经验教训的总结,对国家发展方向和道路的确定,对执政者和执政党的要求,还是反映出了转型、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一般规律。
我国的制度创新更带有“撞击反射”的特色。绝大多数制度创新都是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遇到危机、困难和巨大阻力时创造的。这和国外的情况相似。但是,要做到使制度创新可持续发展,就不能仅仅靠危机、困难和阻力了。因为在制度创新之后,所有的危机、困难和阻力都会逐渐化解,人们在危机时的紧张心情会松弛下来,面对危机时的万众一心,就会被危机化解后的慵懒懈怠、利益分化所替代,改革创新的阻力会再次增高。如果这时没有一定的机制来化解慵懒懈怠,监督利益集团,那么制度创新走向“人亡政息”就是必然的。如果考虑到我国制度创新在很多情况下带有“政绩冲动”的特点的话,那么当这种政绩取得一定的回报后,出现“人走政息”也就很自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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