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与儒学研究（第八辑）》：
我们知道，贾谊属于儒家派，如果以汉代政治文化的视野来加以考察，可以发现的是，在他痛心疾首的背后，实质上有着学派的分野。简言之，官员们的“不作为”，其实正是“黄老”派的基本做派。贾氏之言容或有夸大之处，但揭示了“黄老”治国的一个基本性格，那就是，维持现状，反对大的变革。
尤为重要的是，他们还以所谓的“不言而躬行”自诩，认为儒者“文多质少”，是不可信赖的群体①。在“黄老”派看来，少一些虚空的讨论，多一些维持现状的实务，才是治国之要。然而遗憾的是，这样的思维运之于政治，不仅回避了矛盾，也造就了理论的贫乏。如果说在初级阶段，在万事纷乱之下，搁置争议，埋头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黄老”以其“不作为”，而不干扰社会，不扰民，有其合理且必要之处。那么，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基本的民生问题解决后，民心及思想层面的问题随之不断爆发，并越来越突出时，再不面对这些矛盾冲突，从理论和顶层设计上加以积极正面的解决，就犹若行船，此时已由汉初的浅滩试水，进入了深水区，可谓日日处于惊涛骇浪之间，稍有不慎，很可能就会遭到船毁人亡的危险。
由本论题出发，毫无疑问，当时一个最大危险就是，如何解释王朝及汉皇帝的合法性问题。这一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初，因致力于经济社会发展，可暂时搁置不议，但当时间进入到景、武时代之后，随着经济建设任务的基本完成，政治建设提上议事日程，这一“心结”必须解开。当此之际，不解开它，王朝就无法理直气壮地进行政治建设；不解开它，民众的质疑日甚一日，日积月累之下，易转化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不解开它，“后学者”隐之于心的各种理念，很容易成为引发政治乱局、危局的思想导火索。前已论及，“黄老”以“不言而躬行”为态度，对于具体事务的确可以发挥某些积极的作用，但对于合法性问题，这一态度不仅于事无补，甚至是有害的。对于这种严肃的理论课题，所能采取的应对态度，不仅要“言”，而且要“言”得圆融得理。质言之，面对着质疑，已经到了必须讲清楚的阶段。“黄老”必须退场了，新的转型开始了。
而“黄老”退出后，一个接续而来的理论课题则是，如何防止回到简单粗暴的法家之说上去。我们知道，法家为秦所用，既成就了秦，也带来了之后的覆灭。就本质而言，它以强力捍卫现行统治秩序为己任，是维系统治者最有力的学说。就理论方法而言，则以不允许质疑当下为最大特点，众所周知的“焚书坑儒”就是由此而引发。比较而言，同是维系现状，“黄老”是以不要争论为特点，采取相对温和的搁置手法；而法家则是以暴力对异议进行残酷的打压。虽方式路径不同，但由于有着对现实政权维护的共同点，促使了二者的气息相通。
在这样的思路下，我们注意到，黄生在辩论中所采取的观点，其实就来源于韩非贬责文王为“谊主”的那一段阐述。不仅弑君之臣的论调一致，连“冠”“履”的比喻都前后相承。由此，要讲清楚汉王朝及汉皇帝的合法性，理论起点应从反对法家的相关论述开始。
由前已知，在法家看来，“汤武”乃是乱臣贼子的渊薮，那么，以其为代表的“谊主”不仅不能受到推崇，甚至人人可得而诛之。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法家并没有否定“桀纣”为昏君，“汤武”有仁义，但按照它的理念，即便是昏君，也不能反对。简言之，秩序优于道义。即所谓：“冠虽穿弊，必戴于头；履虽五采，必践之于地。”而为了维持这一秩序，就需要暴力和刑罚作为控制手段，道义作为乱源所在，反倒是需要摈弃的。所以，《韩非子·问辩》日：“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五蠹》篇则说：“故举先王、言仁义者人盈廷，而政不免于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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