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政治哲学》：
当人们思考“好公民”一词的含混性时，最佳政制概念的实践意义就得到最为清楚的展现。亚里士多德就好公民提出两个完全不同的定义。在其更为通俗的《雅典政制》（Constitution of Athens）中，亚里士多德提出好公民就是为其国家服务得好的人，不考虑政制上有何差异——谁为国家服务得好在根本上与政制的变化无关。一言以蔽之，好公民是爱国的公民，是始终忠诚于祖国的人。在不那么通俗的《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说不经资格审验就不存在特定的（the）好公民。因为做好公民的含义完全取决于政制。希特勒治下德国的好公民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将是坏公民。虽然好公民相对于政制而存在，但好人却没有这样一种相对性。好人的含义时时处处都相同。好人只有在一种情况下等同于好公民——在最佳政制中。因为只有在最佳政制中，政制的好等同于好人的好，那个目标就是德性。这等于说，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质疑了有爱国主义就足够这一命题。从爱国者的角度来看，祖国比任何政制的差异更重要。从爱国者的角度来看，任何偏爱政制胜过祖国的人即便不是卖国贼也是党徒。亚里士多德实际上在说，党徒比爱国者看得更深，但只有一种党徒优于爱国者；这就是德性的党徒。入们能够这样表述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仅有爱国主义是不够的，出于同样的理由，最溺爱孩子的母亲也更乐于看到她的孩子好，而不是坏。母亲爱她的孩子因为他是她自己的；她爱她自己的东西。但她也爱善。所有人类的爱都服从一条法则，它既是对自己东西的爱又是对善的爱，在属己与善之间必然有一种紧张，这种紧张可能会造成破碎，即便只是心的破碎。属己与善的关系在政治中的表现是祖国与政制之间的关系。用古典形而上学的语言说，祖国或民族是质料，而政制是形式。古典派的观点是形式比质料有更高的尊严。人们可以称这种观点为“唯心论（idealism）”。这种唯心论的实践意义是，善比属己性有更高的尊严，或者说最佳政制是比祖国更高的一种考虑。在犹太人中，可以说《律法书》（Torah）与以色列的关系与这种关系相等同。
古典政治哲学今天遭到两种极为共同的反对，提出这些反对既不需要原创性，也不需要才智，甚至不需要博学。这两种反对意见是：（1）古典政治哲学反民主，因而是坏的；（2）古典政治哲学基于古典自然哲学或古典宇宙论，现代自然科学的成功业已证明这一基础不真实。
首先谈谈古典派对民主制的态度，“古典派是好的”和“民主制是好的”这两个前提并不必然得出“因此古典派是好的民主派”的结论。古典派把民主制贬斥为一种低等种类的政制，否认这点是愚蠢的。他们并未对民主制的优势视而不见。对民主制提出的最为严厉的控诉出现在柏拉图《王制》第八卷中。但即便在第八卷，恰恰在第八卷，柏拉图清楚表明——通过协调他的政制安排与赫西俄德（Hesiod）对世界诸世代的安排——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民主制等于最佳政制，它相应于赫西俄德的黄金时代：因为民主制的原则是自由（freedom），所有类型的人都能在民主制中自由发展，尤其最优秀的那一类人。苏格拉底的确遭民主制杀害；但他遇害时已经七十岁；他活到了七十岁高龄。不过，柏拉图并不认为这一考虑至关重要。因为他关心的不仅是哲学的可能，还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一个适宜稳健政治方针的政治秩序；他认为，这样一种秩序取决于古老家族的优势。更宽泛地说，古典派反对民主制是因为他们认为，人类生活乃至社会生活的目的不是自由而是德性。自由作为目标是含混的，因为它既是作恶的自由也是行善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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