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De Beauvoir存在主义的女权主义者
1999年，是波伏娃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发表50周年。这本书从根本上改变了女性如何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社会关系以及对她们性别的社会期望的传统观念。即使是在发表 50年后，《第二性》在分析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方面仍保持着它独一无二的地位。除此之外，没有一本书如此深刻地影响了全世界妇女的处境和地位。这部以存在主义为基础，有关女性问题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就是西蒙·波伏娃（ Simone de Beauvoir）的作品。
西蒙·波伏娃（ 1908—1986）通过她的小说、散文及哲学论文推动了存在主义运动的普及。《第二性》无疑是她最著名的
一本书，但绝不是唯一的一本。事实上，她是一位多产作家，
同时也是一名热心的社会活动家。波伏娃选择文学作为她最喜爱的一种表达方式，她的小说充满了哲学思想。她声称，让 -保罗·萨特（ Jean-Paul Sartre）是在哲学上对她最有影响的一个人。萨特和波伏娃在准备哲学教授资格考试的学生时代就认识，直到 1980年萨特去世，他们一直保持着心智上的亲密关系。他们在哲学思想上互相影响，对存在主义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波伏娃的哲学思想还深受 G.W.F.黑格尔、埃德蒙德·胡塞尔、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以及让 -雅克·卢梭等人的影响。从黑格尔那里，她学会将辩证法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并将主—奴之间的对立当作分析自我—他者之间对立的一种模式；从胡塞尔那里，她借用了现象学方法，这是一种描述性分析的形式；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她援用了对历史的一种既辩证又唯物的分析，并对社会主义持乐观态度；弗洛伊德和其他心理分析学家提供了一种将人看作生物个体的观念，而波伏娃则把人看作意识的具体化，以此反对弗洛伊德学派的宿命论。最后，从卢梭那儿，她获得了对社会对在孩童期个体自由产生影响的正确评价。在所有这些影响中，存在主义依然是最重要的。本章的其余部分将简要介绍波伏娃在转变成为女权主义者以前，她的一些存在主义的核心概念。
存在主义的女权主义者存在主义思想在 20世纪获得主流地位之前，早已在黑格尔、克尔恺廓尔以及尼采的著作中体现了。这是一种以某种方式公然对抗任何界定的运动。存在主义不仅是一种哲学，它还描述了一种生活态度。众多被归为“存在主义者”的思想家们在诸如上帝的存在和死亡的意义这样深奥的哲学“真理”上存有分歧。尽管存在着这些不同，但他们都因专注于个体及个体在为生命提供意义上所发挥的作用而获得了“存在主义者”的头衔。存在主义否认现存制度的合法性，因为制度暗含着意义或一套给定的价值体系的外在来源。相反，存在主义指令个体承担起通过他或她的行为来选择一套价值体系的责任。换句话说，一个人的命运是由他或她自己造就的。
在波伏娃的存在主义思想中，上帝和理性主义，包括所有其他的整体性概念，是被个体的自由所排斥的。尤为突出的是对任何形式的人类本性的排斥。接受人类本性的概念意味着接受一套形而上学的制度。存在主义者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评重点在于人类自由中所发挥的有限功能。如果一个人的本性是注定的，那么他选择的能力、每时每刻造就自己命运或赋予每一个行动以意义的能力就都是无效的。
波伏娃像许多同时代的学者一样，用一种普遍的人类状态来代替人类的本性。这种状态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自由，或者像波伏娃说的，是一种多重性的自由。多重性的存在是这样一种存在，其意义“必须持续不断地去赢取”。（波伏娃 1948， 129）这与荒谬的存在的区别在于，后者是一种无意义的存在。存在主义在把存在呈现为荒谬时，常常被否定地抛弃，而波伏娃乐观的存在主义的目的是形成一种伦理学，这就不仅要求意义有可能，而且必须融入与他人的共存中去。
这使我们回到了作为意识的个体。如果个体有责任获得他或她自身的意义，那么该个体就将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来解释世界，以及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他或她自己。事物的存在被称为自在的本质；意识的存在则被称为自为的本质。意识到自己是世界上的一个客体，同时也是一个能够赋予意义的主体，这就是自我意识的存在。相比较而言，在世界上占据一个位置而不需为它负责任，只是把自身当成一个物体，这仅仅是一个存在者。人自身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体现着的意识）。当一个人意识不到他或她的存在是意识的体现，并对自身的意义负有责任时，那么这个人就处在虚假信念当中。虚假信念也可看作自我欺骗。当我对自己撒谎时，我就把自己看成是个物体。
自由使意识有能力想象出在某种情况下可作出的选择，或影响对既定情形作出的反应，自由是人类意识的一种结构化状态。一个人行为中出现的特殊情形是既定的，那么被称作事实。在一种既定情形下的自由行动中，个体不再被当作物体，而是一种存在。从而，个体自身则出现在自由和事实之间。但是，自由的行动必须针对一定的计划。计划是个体最重要的选择或人生目标，但它不应该被看作一个静止的终点，或者说是一个人存在的最终目标。事实上，计划是自由选择的，而且体现自由本身。也就是这种情形，计划在不断地被选择。个体做出的每个行为或决定都直接指向这个目标，同时不断再生出计划。
就拿波伏娃本人来说，她出生在 20世纪初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当时，性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接受何种教育。作为这种传统的结果，波伏娃的早期学校教育目的是把她培养成为一个妻子或母亲的角色。她对自己命运中的这些方面作出了强烈反应，她很早就决定要做一个作家，并且一生都在朝着这个选择努力。在既定的处境和人类存在的绝对自由状态之间，波伏娃表现为一个特殊的个体。在她自传的最后一卷《所说的和所做的》（All Said and Done）中，波伏娃对她的人生计划进行了哲学阐述：
然而，在我的一生中有一些从未打破过的陈旧的束缚。它们的基本实体是由这样两个因素构成的：萨特在我生活中的位置以及我对自己的最初设计—认知和写作的忠诚。在这个筹划中，我的目标是什么？就像所有现实存在的个体一样，我尝试超越自我，实现自身的重新结合；为此，我依靠自己的经历，在其中幻想自己已经实现了这一点。认知意味着把我的意识指向世界，就像我小时候冥想的那样去做，从过去的空虚和黑暗中逃离这个世界：当我迷失在我注视的物体，或在肉体或意识的暂时
忘形的时刻，或沉浸在回忆的喜悦中，或激动地期待即将发生的事情时，看上去我已实现了自在和自为的结合。而且我也想在书中实现我自己，就像我所爱的那些东西将为他人而存在一样，但客体被一种存在—我的存在牵制着。（波伏娃，1974a，28—29）
在被压迫的处境和解放的处境的对比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人对其处境作出反应的更进一步的例子。波伏娃在《第二性》有关女性处境的分析中做到了这一点。在书中，她使用了黑格尔的术语—超越性和固有性来描述个体的自由。虽然每个人都同时具有超越性和固有性，但压迫有可能阻止人们运用他们的这种超越性。“超越性”描述的是个体自由地从事一项筹划从而能以一种重要的方式在世界上行动的能力。“固有性”描述的是一种没完没了地重复着对历史不会产生影响的工作的处境。例如，每天都要从事的家务劳动就是固有性的一种行为。在作家创造性地解释世界、从而为他人提供阅读素材的过程中，写作就成为一种具有超越性的行为。理解女性所受压迫的关键在于了解是被指定的活动范围使她们与超越性隔绝了。
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对于女性在特定压力状态下的分析引发了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这为她赢得了声誉。女权主义运动第一次浪潮的特点是为妇女在法律上、经济上以及政治上的平等而斗争。虽然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开始于 17世纪，但它最活跃的时期是在 19世纪和 20世纪初期，重点是为妇女赢得选举权。女权主义第二次浪潮最活跃的时期是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特征是对女性的压迫和解放进行更深入的分析。读了《第二性》这本书，就会明白为什么波伏娃的书能使女权主义运动得到复活。波伏娃为分析女性受压迫处境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空间，这激励更多的女性对她们的处境进行质疑，并为获得解放而斗争。
“女权主义运动”和“存在主义运动”一样，表明的是大量不同类型的群体由于对结束女性从属地位的兴趣而松散地结合在一起。女权主义者并不用一个声音说话，也不为妇女的誓言和斗争提供一个统一的概念。女权主义者们的观点之间有很多区别。例如，波伏娃积极主张女性通过工作在解放中获得新生。她认为在 19世纪 40年代，社会所期望的婚姻和生育抑制了女性的自由。而晚些时候，一些女权主义者们则认为母性证明了女性独一无二的特性，可以作为道德理论的一种模式。对孩子的养育和照顾是她们的天性。换句话说，在这个例子中女权主义者们对“母性”的解释是截然不同的。作为存在主义的女权主义者，波伏娃把“母性”看作是一种社会结构化的体验，这种体验只有在女性地位发生变化时才能自由地实现。持相反意见的文化女权主义者则认为，“母性”的特点在于它是女性的自然性或本质的肯定方面，它不需要社会转换，而只需要社
会给予重新评价，社会需要认可作为母亲的女性们所承担工作
的重要性。
尽管一些女权主义者认为我们现在处在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三次浪潮中，其特点是对女性的压迫问题在概念性的结构和语言上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但我们仍不能忽视西蒙·波伏娃做出的重要贡献。是她开始了对性别结构的讨论，而且更重要的是，她是这个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她的工作是从具体生动的经验开始的。她通过自己的工作唤醒了社会意识，并且对个体责任提出了质疑。
这本书向读者介绍了她的生平和哲学思想。波伏娃在她的小说中表达了许多哲学思想，这些思想使她对女性所受压迫的解释更具挑战性。我在本书的附录中提供了一个广泛的目录，来帮助有兴趣的读者获得有关波伏娃生平和思想的各个方面的第一手及第二手资料。本书的开始是这位令人好奇的思想家的传记。或许与其他哲学家最大的不同是，波伏娃在用她的一生实践着自己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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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e Beauvoir小传
西蒙·波伏娃于1908年1月9日出生，母亲弗朗索瓦兹·布拉瑟·波伏娃，父亲乔治·波伏娃。她的全名是西蒙·欧内斯廷·露西·玛丽·伯特兰·波伏娃（ Simone Ernestine Lucie Marie Bertrand de Beauvoir）。波伏娃是这样解释她名字每一部分的含义的：“西蒙”是漂亮的意思，“欧内斯廷”是为了纪念她的祖父，“露西”是她的外祖母名，“玛丽”是为了歌颂圣母玛丽亚，“伯特兰”是姓。西蒙是长女，妹妹埃莱娜·波伏娃出生于 1910年。她们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西蒙承认她在少儿时代以及成年早期也是一位教徒。乔治热衷于戏剧，并且使他的女儿对文学产生了兴趣。波伏娃的家
庭属于中产阶级，为摆脱这种家庭背景，她在儿童时期就开
始探索个体自由。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她利用童年伙伴扎扎的经历，结合自身的经历来说明自由如何战胜社会期望，这种期望决定了一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
波伏娃同伊丽莎白·勒库安（ Elizabeth LeCoin，在波伏娃的传记中，将她称为“扎扎”）是在她们都还是小女生时认识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扎扎是波伏娃第一个最亲密的朋友，她大胆而鲁莽，波伏娃则腼腆而有责任心。波伏娃正是通过这段童年时代的关系开始质疑她的其他关系—如果她是意义的唯一给予者，那么其他那些可能打断她对世界的解释的意识又是如何存在的呢？而且，她怎样才能在爱另一个人的同时不失去自己的独立性呢？波伏娃继续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她的一生中，怎样使一种意识与另一种意识可靠地联系起来。
扎扎也同样出生于一个信仰天主教的中产阶级家庭，但与波伏娃不同的是，她更多地受到了这种家庭价值观的影响。扎扎在学生时候就不顾家庭为她安排好的婚姻而与莫里斯·梅洛 -庞蒂（ Maurice Merleau-Ponty）相爱了。当勒库安夫妇发现了庞蒂的出身时，她们的这段感情就注定没有结果。他们禁止扎扎与庞蒂结婚，而且还不许她和波伏娃交往，因为他们认为是波伏娃把扎扎带坏了。扎扎 1929年就去世了，尽管大家都认为是脑炎夺去了她的生命，但波伏娃认为根本原因是扎扎爱得太深。扎扎既爱她的家庭，也爱庞蒂，这种多重爱的折磨使她心碎。波伏娃认为，扎扎在对家庭的责任和对自己自由的责任的选择上是非常矛盾的，最后她只有唯一的出路 —死。这段经历对波伏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她试图无数次地叙述这个故事（波伏娃， 1959，353—382；波伏娃， 1979，116— 166）。最后，她在扎扎的死上获得了解脱，因为扎扎不能摆脱自身的处境获得自由。
甚至在更早些的时候，波伏娃就对依靠自己的能力在世界上干一些有创造性的事情发生了兴趣。她 3岁就能阅读，并很快能写作。她的妹妹，每个人都称为“傀儡”（poupette），一直扮演着她的学生及对抗她们母亲过分保护的同盟者的角色。波伏娃在《一个规矩少女的回忆》（Memoirs of a Dutiful Daughter）中描述了她妹妹在自己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教我的妹妹读书、写作以及算术，给 6岁以后的我一种骄傲的感觉。我喜欢在纸片上写写画画，但很快我就认识到我仅仅是知道该怎样模仿。当我开始由无知变为有知，开始给纯洁的脑子灌输一些真理的时候，我感觉到我最终创造了一些真实的东西。我不是在简单地模仿大人；我跟他们处在同一水平，并且我的成功跟他们的恩惠无关。这种抱负已经不是一种虚荣心，它让我感到满意。直到那时，
我已经对自己在报答别人对我恩惠的态度上感到非
常满意：我第一次认识到我也是在为别人服务。我已经脱离了消极的童年时代，进入了一个成人的圈子，在这个圈子里，每个人对他人都是有用的。因为我开始努力地工作，所以时间不再白白流逝，而是在我身上留下了烙印：通过与他人分享我的知识，我牢牢地把时间锁在了在别人的记忆中，使之双倍地安全。
感谢我的妹妹使我一直坚持着个人自由的权利：她是我的同谋、臣民及傀儡。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虽然她本和我一样，但我一直把她看作是与我不同的—这是表明一个人卓越超群的一种方式。（波伏娃，1959，48—49）
波伏娃通过在成年后宣布不再信仰上帝来表明自己对自由的发现。她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哲学思想。她之所以排斥上帝，是因为意识到她有能力驾驭自己的一生。通过她的回忆录，波伏娃表达了在认识到有责任为自己的一生提供意义时的强烈感情。在某些时候，比如为获得学位而刻苦学习时，她感到骄傲甚至乐观；在另一些时候，如当她认识到死亡的必然性时，她又充满了痛苦：
一天晚上……我刚刚躺下准备睡觉……就被一
种可怕的痛苦压倒了。虽然有时我会被死的念头吓得痛苦和尖叫，但这次情况更加糟糕：生命几乎快到了毫无意义的边缘。在那一刻我如此恐惧，以至于我假装生病的样子去敲母亲的房门，仅仅是为了听到人的声音。最后我睡着了，但我一直保留着这段可怕的记忆，这段记忆严重地伤害了我的神经。（波伏娃，1959，219）
波伏娃为了对自己的一生负责，选择了文学作为她的目标，她完成了哲学和数学的大学课程，又于 1926年开始在索邦神学院（ Sorbonne）学习文学和哲学，准备做一名老师，这给波伏娃及她的家庭带来了混乱。在他们那个阶层里，女人在年轻时结婚是很正常的，但波伏娃的家庭没有能力为她提供适当的嫁妆。而且，她的父亲认为她选择教书也是基于此，所以勉强地接受了她女儿的这一选择。
此后，波伏娃继续勤奋地工作，并于 1927年获得了学位证书。 1929年前她一直在为哲学教授资格考试做准备。下面这篇从《一个规矩少女的回忆》中节选出来的文章是波伏娃对自己这段生活的描述。众所周知，她是哲学家莫里斯·梅洛 -庞蒂以及人类学家克劳德·莱维 -斯特劳斯的学生。而且，这篇文章揭示了在波伏娃的人生计划中她是如何看待自己作为女性的地位的。
我继续疯狂地工作：每天我都花 9—10个小时写书。1月我在让松 ·塞利中学（Janson de Sailly）教书……一起工作的老师是梅洛 -庞蒂（Merleau-Ponty）和莱维 -斯特劳斯（Levi -Strauss）……在多雾的早晨，我可笑地发现这种天气影响了我的 40个男学生的情绪，他们不可能对这种天气不在乎；但是当天气好的时候，他们通常对我讲的课有兴趣，而且我认为在他们的眼睛里能捕捉到智慧的光芒。当我经过斯塔尼斯拉斯学院（College Stanislas）的时候，总能唤起我对过去的回忆：所有这些看起来都如此遥远，如此不可接近—曾经在一个教室里坐满了男孩子！而且是我在讲课，而现在我正站在教室外面。现在我感到在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我得不到的。
我确实不遗憾我是个女人；相反，这种性别给
予我很大的满足感。我的成长经历使我确信，我的
性别意味着智力低下，这是一个被许多女人承认的
事实……这种阻碍反而使我成功地获得了超过那些
优秀男学生的名望：我认为我是优异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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