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者：
保罗·利科(1913—2005)是20世纪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文艺理论家，早年师从法国著名哲学家马塞尔，后受胡塞尔和雅斯贝尔斯的影响，是法国现象学的重要代表，也是20世纪与伽达默尔齐名的解释学大师。主要作品有《意志哲学》（两卷）（1950、1960）、《历史与真理》（1955）、《论解释；评弗洛伊德》（1965）、《解释的冲突》（1969）、《活的隐喻》（1975）、《解释学与人文科学》（1981）、《时间与叙事》（两卷）（1983、1984）、《从文本到行动：解释学评论之二》（1986）、《作为他者的自身》（1990）、《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97）、《记忆、历史、遗忘》（2000）、《承认的过程》（2004）等。
关于译者：
汪堂家（1962-2014）哲学学者，1962年生于安徽太湖，2014年逝于上海。
早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后就读于复旦大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生前担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并兼任复旦大学杜威研究中心副主任和《杜威全集》中文版编辑委员会常务副主编。以哲学和哲学教育为志业，深耕于近现代欧陆哲学、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生命-医学伦理学领域，直到2014年为止，为世人留下总计约400万字的著述和译作。
李之喆，1966年生，复旦大学哲学博士，现为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师。

本书是法国著名哲学家、文艺理论家保罗·利科逝世前出版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初版于2004年，系利科在奥地利维也纳人学研究所和德国弗莱堡大学胡塞尔档案中心所作的三次报告的结集。本书从哲学、词源学、词典编撰学、思想史、比较语言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的视角出发，考察了“承认”这个词的词义演变过程，展现了“承认”一词的有规则的多样性与思想史事件的对应关系，阐述了“作为认识的承认”、“对自我的承认”、“相互承认”的内在机制，呼应了著名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对“承认的政治”的理论探索以及法兰克福学派新一代的领袖霍耐特对黑格尔提出的“为承认而斗争”的命题的发挥。

任何有良好声誉的哲学著作都不以承认为15标题出版自有其缘由。我们可能与一个虚假的真实概念打交道，而这个概念给一味猎奇的作者设置了一个真实的错误主题的陷阱，这难道就是它的缘由吗？然而，这个词一直出现在我的阅读中，时而作为不合时宜的魔鬼突然出现，时而大受欢迎，甚至适时而至。到底是哪种情况呢？
在这里词典提供了帮助。作为享有盛誉的英国日常语言学派的好学生，我致力于根据它们在共同语言中的独特语境辨读其意义。最初的排序、共同语言的词汇排序已经从这一点工作中获得力量，这种辨读工作是一页一页进行的，它以一个词解释另一个词，一个同义词让人想起一个反义词。
我们是最早剪除词汇枝叶的人吗16？在我们之前，19世纪和20世纪的德国伟大哲学家已经把语文学研究纳入对他的指导概念的制定中。在我们所有人之前，古典时代的希腊思想家，首先是亚里士多德这位好老师，作为审慎的词典编纂者浏览了风俗这部大书。在语词的用法已经抹去了语言交流的这些新片段的轮廓之前，这部风俗之书在诗人和演说家那里标志着合适的语词的突破性进展。
如果对词汇的经常使用并不外在于在哲学的重要领域对意义所做的研究，它在我的研究中会因语义的缺乏而占据不同寻常的位置，但这种语义的缺乏会使哲学研究者在他研究的一开始感到惊讶。由于与它出现的领域相称的所有哲学支持并不存在，“承认”这个词仿佛有一种词汇的稳定性，在词典中，这种稳定性为它作为完全单独的条目而存在的地位提供了保证。这似乎是最初的情形，它证明词典编纂研究应该推进得比在一个惯常的序言中更远，并且本身构成了聚集语义的尝试的最初阶段。
在词典指导下的快速浏览留下了一种对比强烈的印象。一方面，这个词的明显多义性会带来一种可接受的排序，这种排序没有歪曲我们对这些词的确切感受，而是公正地承认了概念意义的多样性，但它没有走到一种分解的地步，这种分解导致了对简单的同音异义的确认。在这方面，17我们可以谈论“承认”这个词在它的使用价值方面的有规则的多义性。另一方面，另一种不一致在词典编纂者的相互比较中显露出来，这种不一致使我们想到它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多义性的组成原则，这种原则属于不同于语言实践的另一层次。这种空白，正如支配了对多义性的词典编纂工作的专断一样，在关于承认的确切哲学主题层面上强化了明显的语义缺乏感。这还不是全部：正是在对共同语言的各种用法的词典学处理中，无法感知的跳跃导致了从一种意义向另一种意义的过渡，因为这些微不足道的间距（écarts）的原则存在于先前释义的言下之意（non?dit）中，在我们刚刚提到的有规则的多义性系统下有序的意义系列的形成掩饰在这种言下之意中。我关注着这些间距的作用，我同样关注言下之意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以如此巧妙的方式使得这些间距的作用延伸，以至于派生的意义似乎是作为一股意义的持续洪流流淌着。
　为了检验这些涉及指导多义性的原则的冒险建议，以及涉及控制间距和确保超越这些间距的言下之意的建议，我选择参阅和对照两部法语词典巨著，这两部作品相隔了一个世纪：一部是《利特雷法语词典》，由埃米尔?利特雷（?mile Littré）18从1859年到1872年编纂和出版；另一部是《罗伯特法语大词典》的第二版，它于1985年在阿兰?雷伊（Alain Rey）的指导下出版。我们可以追溯到安托万?菲雷蒂埃（Antoine Furetière）和他的《通用词典》，根据阿兰?雷伊在他的《罗伯特法语大词典》的序言中的说法，这部《通用词典》“显然是最好的古典法语词典”。对我们的目的，《罗伯特法语大词典》与《利特雷法语词典》相隔的距离带来了这两种“精审的词典”所显示的相应的规划。此处考虑的语词是“承认”这个词。我们将从实施这两部词典编纂规划的独特观点出发对“承认”这个词进行考察。
《利特雷法语词典》的作者在第一卷序言中严格地阐述了它的规划，除“序言”之外还补充了《1880年3月1日的漫谈》（《我如何编纂我的法语词典》），这篇谈话发表于这位勤奋和正直的思想家去世一年前，而他对法语“恰当用法”所做的研究得到了孔德的支持。利特雷在他的序言的开头宣布，“为了使语言的现有用法有其全部丰富性和准确性，这部词典囊括和结合了语言的现代用法和它的过去用法”（《利特雷法语词典》，116页）。现行用法游离于古代词义和新词义之间，它浓缩了三个世纪（从16世纪到19世纪）的语言实践。
词典编纂者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有以下一些：首先是“语词目录”，即，“常用词汇”的制定19（同前书，123页），以及有限汇编（corpus）的界定问题；其次是“词义的分类”，以及被保留的词义的排序问题；最后是“对杰出作者举例的常规的和系统的引用”，在这些引用中，利特雷发现了“似乎与现代精神的某些历史趋势相吻合的一种革新”（同前书，135页）。
如果目录问题在这里不成问题，那么，意义的分类与“求助于书本的例子”之间的关系同样不是问题。利特雷宣称，排序不能是任意的：“在使用一个词时，一些不同的、有时相距很远的意义不是盲目产生的”（同前书，126页）。他说，这种演变关系“是自然的，并因此服从于固定的条件，无论在发源处还是在后续发展中都是如此”（出处同上）。由此得出：“成为事实和世世代代创造的派生意义，无疑远离了出发点，但只是按一定步骤远离出发点，这些步骤时而发展本来意义，时而发展隐喻意义，而与任意和混乱无关”（同前书，127页）。利特雷充满自信地消除混乱的威胁，“这样，无论在出发点还是在派生意义中它无处不在：重要的是发现这种规则”（出处同上）。我对意义间距的20派生过程的看法与利特雷的这个评论不谋而合，而这种意义间距的派生过程是从暗含于先前的释义的言下之意开始的。于是，我要对利特雷的这句十分重要的话进行评论，这句话是：“重要的是发现这种规则”。这句话隐藏着我们一直所说的有规则的多义性的秘密，这种多义性是由用法的有序历史规定的，并交由词典编纂者支配。
“从古典作家和其他作家那里得到的例子”有助于这种派生的意义序列的稳定。伏尔泰不是说过一部没有引文的词典只是一具骨架吗？这决不是强制性地让利特雷对限制性用法、对正确用法进行评估（人们常常指责他这样做），而是探索摆脱了日常对话用法的词义和细微差别。我们不妨想想他珍视的古典作品：“由于对语词的专横使用，这个词时而偏向一种意义，时而偏向另一种意义；在它没有丧失自身的价值和真正的特征的情况下，人们在其中发现了人们不应怀疑的属性。”（同前书，137页）我想指出，在这方面，文学既是在共同语言的日常用法中可自由处理的意义之源的放大器，也是它的分析仪。正因如此，引用的艺术与意义分类的艺术相互交织。一方面，恰恰是在引用时，人们进行分类；另一方面，关于派生顺序的假设给例子赋予了地位。利特雷稍显骄傲地总结道：“我只是想就每个词写一篇专题短文，也就是说，写一个词条，21在其中，将对每个词的起源、形式、意义和使用所做的全部了解呈现给读者们。这件事还没有人做过。”（同前书，167页）
从词义派生的观点看，从求助于引文的观点看，关于“承认”一词的专题论文怎么样呢？
……

前言1
导论
第一研究作为认同的承认

Ⅰ笛卡尔：“区分真假”

Ⅱ康德：在时间条件下的连接

Ⅲ表象的没落

Ⅳ防止难以辨认（méconnaissable）的承认
第二研究自我承认

Ⅰ希腊的基础：行动及其动因

Ⅱ关于有能力的人的现象学

Ⅲ记忆和承诺

Ⅳ能力和社会实践
第三研究互相承认

Ⅰ从不对称性到交互性

Ⅱ霍布斯的挑战

Ⅲ黑格尔在耶拿：ANERKENNUNG（承认）

Ⅳ耶拿时期黑格尔的论证的重新现实化

Ⅴ为承认而斗争与和平状态
结论一个过程
致谢
人名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