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基督教是晚明基督教入华与本土儒家相融合的产物，是中西宗教与文化交流的结果，也是基督教中国化的早期形态，对中西社会与文化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本书使用新资料对清初儒家基督徒群体及代表性人物进行研究，集中讨论清初儒家基督教/儒家基督徒的定义、形态、思想与信仰特征，并对张星曜、李祖白等华籍信徒以及白晋、马若瑟等儒家化的传教士的生平事迹、思想体系展开研究，为深入了解清初基督教历史、清初中西文化略献刍荛。
从“合儒”“补儒”到“超儒”：清初儒家基督徒张星曜
作为清初儒家基督徒以及中国第三代天主教信徒之代表，张星曜因其所提出的处理耶儒关系的主张，即“合儒”“补儒”“超儒”而为学者所关注。清初出现了诸多“合儒”类著作，诸如《补儒文告》《天儒印正》《经书精蕴》等。虽然在他之前已有传教士指出类似思想，而明确提出“超儒”思想的则是张星曜。若具体分析《天儒同异考》之内容，可以发现该书不仅仅只为了处理如何对待儒释道等态度问题，而且还涉及清初天主教徒的身份认同问题，该问题是当时儒家基督徒需要迫切解决的。
本章首先根据最新的材料，全面探析张星曜的生平事迹及其皈依历程，然后分析张星曜的人际网络及其入教原因，接着以张星曜的著作为文本来源，如《天教明辨》《天儒同异考》《祀典说》《历代通鉴纪事本末补后编》，分析这些文献中所体现的思想，以此管窥清初儒家基督徒的思想世界。
第一节张星曜的信仰历程
张星曜，字紫臣，一字弘夫，浙江杭州府仁和县人。在《天儒同异考》的序中，张星曜署为“时康熙乙未，八十三岁老人张星曜紫臣氏弁言”。其中“康熙乙未”即1715年，此时张星曜83岁，因此按中国阴历张星曜应生于1633年。康熙十七年（1678年）领洗，教名依纳爵，故其又号依纳子。1715年之后尚无其他资料，因此可以断定张星曜逝世于1715年之后。
张星曜的父亲为张傅岩，在《家学源流》中谓其父少时曾听讲于“杨漪园先生所”，随后与葛寅亮交游，并被葛氏聘为西席，“居葛所三十余年”，科考一直不利。方豪先生认为，这里的杨漪园是杨廷筠“淇园”的转写，但没有给出具体的证据。实际上，张星曜在《历代通鉴纪事本末补后编》卷七“轮回”条，引用“漪园氏曰： 如何见得人与畜类不相轮回？……”其具体内容即是来自杨廷筠的《天释明辨》。换言之，张星曜确实有在其著作中将“淇园”写成“漪园”的习惯。张殷甫还与休宁金声亦有同门之谊。
南明时，张傅岩中弘光乙酉（1645年）科。清初张傅岩业已年迈，“遂弃举子业，隐居著书”。张傅岩以孝义称，曾剜肉医父。辑有二百余卷经史百家之言，著有五十卷《傅岩文集》。
早在明朝晚期，杭州就已成为天主教传教中心，耶稣会士郭居静、艾儒略、卫匡国和殷铎泽都曾在杭州敷教。作为明季教内“三柱石”的杨廷筠、李之藻均是杭州人。尤其是经过卫匡国和殷铎泽的苦心经营，杭州天主教在清前期极为兴盛，从而招致浙江士绅的极大反弹。1661年卫匡国逝世前后，各地仇教运动兴起，杨光先所发起的反教运动，给天主教带来极大的威胁。1674年，殷铎泽自罗马返回中国，并被派遣至杭州，按洪渡贞吩咐掌管杭州教堂。1678年，殷铎泽在杭州近郊之大方井购地甚广，“建设传教师公墓及礼拜堂一所”。张星曜极有可能施洗于殷铎泽。
作为第三代中国基督徒，张星曜并无十分复杂的人生经历或科第背景；或因相关史料之阙如，对于张星曜受洗之前的46年状况，我们知之甚少。但根据张星曜所撰写的序言，我们可以对其皈依前后的生活与思想情势有一大概了解。其在《天教明辨》的序言中云：“予少习儒以为应举之业在是（也），既而先人背世，民俗竞作佛事，予亦延僧诵经，其所诵者《金刚》《水忏》《法华》而已。”《天儒同异考》的序云：“予向不知释典，读《礼》之暇，有人告予曰： 欲知性命之理，曷不取《内典》观之？予于是取阅《楞严》《维摩》等书。”可见，张星曜在皈依之前基本上是在准备科第。在阅读儒家经典之余，张星曜亦对“性命之理”甚感兴趣，因此有人推荐佛教内典，于是张星曜阅读《楞严经》《维摩诘经》等佛教经典，并且按民间风俗习惯，用佛教仪式为其亲人做超度法事。这种情形与明季杨廷筠十分类似，在皈依天主教之前杨廷筠亦对佛教甚感兴趣，且均在皈依天主教之后与佛教彻底决裂。
然而，张星曜从儒家或佛教转向天主教，却招致很多批评，遇到很大阻力。其在《天教明辨》的序中云：“于康熙戊午，发愤领洗。阻予者多方，予皆不听。有仇予者背谓人曰：‘张某儒者，今尽弃其学而学西戎之教矣。’”姑且不论“阻予者多方”是否包括其家族成员，但很显然，张星曜皈依天主教面对了很大的阻碍和压力，尤其是“仇予者”所言的“尽弃其学而学西戎之教”。对于张星曜来说，转向天主教恰恰不是转向“西戎之教”，更不是尽弃儒学。张星曜云：
世之儒者皆儒名而墨行者也，以其皆从佛也。予归天教，是弃墨而从儒也。孔子尊天，予亦尊天；孔孟辟异端，予亦辟佛老。予今日始知有真主有真儒。奉真主以讨叛逆，如奉周天子以伐吴楚。今而后三皇五帝所传之圣道，予始得而识之矣。岂曰尽弃其学乎？奈世之人未知天教之即儒也，又不知天教之有补于儒也。听二氏之徒吠声附和而不知所归。
因此对于张星曜而言，其归天教乃是“弃墨而从儒也”，天教乃真正儒家，转向天主教就是转向真正儒家，而非“尽弃其学”。因为世人不知道天教就是儒家，而又因为二氏之徒“吠声附和”，所以责备他“尽弃其学”，而归“西戎之学”。
张星曜在皈依天主教之后，首先就与佛教进行辩难，为天主教辩护。1689年，张星曜与仁和洪济撰《〈辟妄辟〉条驳》。1690年，张星曜撰《历代通鉴纪事本末补后编》，主要是“取佛老妄诞者辨之，为通鉴纪事补一千七百余页”。在批判佛道二教之外，张星曜还积极思考如何正确处理基督教与儒家之间的关系，编纂了《天教合儒》《天教明辨》等著作。又因为康熙帝与罗马教廷之间发生礼仪之争，作为杭州重要信徒领袖的张星曜为解决礼仪之争中有关中国礼仪问题而撰写《祀典说》。在杭州各地兴起反教浪潮之时，张星曜与其他信徒一起撰写《钦命传教约述》，冀通过皇权之影响而给予传教之便利与基督教活动之认可。虽然礼仪之争使基督教的传播与发展受到一定干扰和影响，但由于康熙采取了“领印票”的政策，并在南巡中给予传教士特别关注，因而在康熙中前期，基督教发展依然迅猛。张星曜的晚年见证了中国基督教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正如其在《天教超儒》的序中所言：“今天教行于我中国，如日中天。”然令张星曜始料未及的是，在撰写该序之后不久的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康熙已准广东碣石镇总兵陈昂所奏“天主一教，各省开堂聚众，在广州城内外者尤多，……乞循康熙八年（1669年）例，再行严禁，毋使滋蔓”。次年，两广总督杨琳再奏“西洋人开堂设教，其风未息，请循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例，再行禁止”。直到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康熙在阅读罗马禁令后认为天主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至此才真正下令禁教。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听从浙闽总督满保之奏疏“西洋人留京者，有供修造历日及闲杂使用；至在外各省并无用处”而再次禁教。
导论001
第一节 儒家基督徒释义001
第二节 清初基督教概况005
第三节 清初儒家基督徒研究概述010
第一章 清初儒家基督徒概论017
第一节 清初儒家基督徒的类型与特征017
第二节 清初儒家基督徒的思想特征021
第二章 从“合儒”“补儒”到“超儒”：清初儒家基督徒张星曜026
第一节 张星曜的信仰历程026
第二节 张星曜的人际网络031
第三节 天儒同异： 为儒家基督教辩护039
第四节 批评佛道： 辟佛老、知真儒052
第五节 捍卫儒家礼仪062
第三章 “复儒”易佛： 清初儒家基督徒刘凝071
第一节 刘凝的家族、生平与著作071
第二节 刘凝的人际网络与受洗入教076
第三节 “复儒”易佛： 刘凝的思想世界083
第四章 大道由来天下公： 清初儒家基督徒李祖白094
第一节 李祖白的身份及其在历局的活动095
第二节 李祖白受洗入教101
第三节 天主教人类始祖说与《天学传概》105
第五章 太平万年： 清初儒家基督徒郭廷裳115
第一节 郭廷裳的先祖郭子章与西学115
第二节 郭廷裳的家族与世系126
第三节 郭廷裳与《太平万年书》133
第六章 儒家化的基督教： 白晋及其敬天思想142
第一节 白晋与《古今敬天鉴》142
第二节 “帝天说”与儒家一神论146
第三节 《古今敬天鉴》的帝天说149
第四节 白晋的敬天学153
第七章 基督教化的儒学： 马若瑟对儒家经典的诠释164
第一节 马若瑟及其传教活动164
第二节 马若瑟对儒家经典的基督教化诠释体系168
结论198
参考文献201
附表一： 《天教明辨》细目227
附表二： 《历代通鉴纪事本末补后编》目次229
附表三： 南丰刘氏世谱简表233
附表四： 刘凝著述表235
附表五： 《古今敬天鉴》各版本比较238
附文： 清初儒家对基督教的反应：杨光先与《不得已》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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