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一部分,佛教的义理、思想则与中国哲学史的关系更为密切。我在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过程中,对此有极为深切的感受。早年在苏州大学求学期间,业师潘桂明先生是著名的中国佛教史学者,他曾经多次对我提示这一点。尽管资质愚钝,不能完全领会,但潘先生不厌其烦的教诲还是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毕业之后,在湖南工作八年,期间有幸与湖南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原所长万里先生做了一段时间同事,在他的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万里先生于佛教史研究亦有专长,成果斐然。他的研究方式是注重考据,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竭泽而渔”,以求还原历史场景。这一研究方法也给予了我深刻的影响。此外,湖南社会科学院的王兴国先生、徐孙铭先生亦在佛教史研究方面给了我很多教益。
《中国佛教史考论》是我历年以来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心得体会和成果总结,虽然成绩不大,深度不够,但是敝帚自珍,其中或有一得之愚,可以提供给学术界同仁参考,共同推进中国佛教史学术的繁荣和进步。
《中国佛教史考论》中的一些篇章,曾经在一些学术研讨会中发布,也有一些在刊物或公开出版的论文集上发表过。其中《唐宋寺院的茶会、茶筵和茶汤礼》发表于《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胡适的禅宗史研究》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10年11月17日第13版《文化周刊》,笔名孔周);《王夫之莲峰志补证、发微》,发表于《湘学研究》2014年第2辑;《沩山禅系与禅学》,发表于《湘学研究》2016年第1辑;《罗含更生论与南北朝佛教“形神之辩”》《何承天与南朝佛教史上的“衡阳辩论”》《宗炳“结宇衡山”与明佛论》三篇,则发表于朱汉民先生主编的《湖湘文化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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